我的童年（一）——农村记忆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自己有超能力。虽然一直没有显露出来，但总感觉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这一点贯穿着我的童年。

        如果说自己真有超能力的话，可能对童年的完整记忆就是超能力。出生后，父母视我如若珍宝，可是我的出生一开始并没有让家族太高兴。原因也很简单，我的父亲是家中长子，接过爷爷的铁饭碗，到镇上工作，一下子摘掉了农民的穷帽子。所以，尤其是奶奶特别希望我能是个“男娃”，可惜不遂她愿。听母亲说当时我出生后，奶奶一看是个女孩，接着脸就拉下来了。不过这一点很快就过去了，因为二叔、三叔家的弟弟接二连三地出世，大姑家又是两个哥哥。所以整个家族里就我一个女娃，反倒成了香饽饽，而事实也证明，我确实也比较争气，一不小心成了家里学历最高的人。

        因为父母都是工薪阶层，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抓得很严，有二胎的话，不仅要罚很多钱，而且铁饭碗也保不住。所以我们那一代人，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是独苗苗。妈跟我说，她和爸爸就喜欢小女孩，当时生了我，一看是小闺女，喜欢得不得了。这不知是安慰我，还是就是事实，但我总觉着妈妈应该还是更喜欢男孩一些，因为她总是以长头发麻烦为由，让我留短发，一直到我上大学。我的玩具里，娃娃不多，机械类的小车倒是不少。

        我不到一岁就断了奶，送回了农村奶奶家。因为爸妈每天都要上班，实在是没法照顾我。在农村我不仅没有玩野，反而养成了乖宝宝的性格。奶奶家是传统的北方建筑，有着高高的火炕。小的时候，我自己总是跳不上去。火炕一头是摞的高高的被褥，睡觉的时候，就拉下来铺好。我总是睡在炕头，自己一个被窝，尤其是冬天，炕头可暖和了，甚至会热得要把胳膊腿伸出去。虽然断了奶，但是我却一直喝着奶粉，这个习惯养了很多年。每天都是我躺下的早，有的时候爷爷奶奶收拾的晚，但也不忘给我冲奶粉喝。这个工作都是爷爷来做，舀上几勺奶粉，倒上开水，搅拌搅拌，等温度适宜了再端到我面前，有的时候我都睡了一觉了。可是还是会睡眼惺忪地从被窝里爬出来，咕咚咕咚喝下去。那个时候电压还不是很稳定，晚上时不时需要点煤油灯，有的时候我并没有睡意，但是还是乖乖地钻到被窝里，面冲着墙，看着墙上映的爷爷的影子，随着煤油灯火苗的跳跃而不断变化，等着影子越来越小，我就知道爷爷把奶粉冲好端过来了。这段美好的记忆一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虽然现在爷爷行动不便，只能靠轮椅行动，但是只要一想到爷爷，还是瘦高的他在煤油灯下给我冲奶粉的形象。

        我在奶奶家一住就是三年多。从牙牙学语到小嘴叭叭地说不个不停，奶奶总说我以后得靠嘴来生活。奶奶生前讲的我最多的一个段子，就是我三岁的时候，那一年过完了年，奶奶带着我去个老老奶奶家串门。出门前特意嘱咐我，到了老老奶奶家，一定要问她过年好，我嘴上应承着，却没往心里去。老老奶奶家非常破旧，进去的时候，只有她一人在，头发花白，疾病缠身，半瘫在炕上，没有多少生气。本来要说过年好的三个字，不知怎的，竟从我嘴里变成了，“老老奶奶，我们来看看你死没死”。好在童言无忌，大家笑笑就那么过去了。可是奶奶总是固执地认为，老老奶奶一定认为是她教唆我这么说的。如今俩人已在极乐世界里，见了面怕还是要再说起这段往事。

        小的时候，物质比较匮乏，尤其在农村。那个时候特别喜欢听人拉长调吆喝，一拉长调吆喝，就知道有换好吃的来了。有换方便面的，有换油条的，有换甜火烧的，如果带着小木槌敲，那就是换豆腐脑的。如果还在院子里玩，听见吆喝，是一定要到门口看一看的，到底是换什么的。换的东西也都很实在，多少斤麦子，多少斤豆子，多少斤玉米粒，要么就是粮票。看着我眼巴巴的眼神，我没说什么，爷爷奶奶都会拿出粮食来给我换些好吃的。可总是觉着别人家的东西好吃。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回，奶奶给我换了两个糖火烧，门口家的小孩换了根油条，看着他吃，我就馋得不得了，用一整个糖火烧换了他大半根油条，而实际上自己吃着油条，却又没他吃得那么香了。

        我一直觉着农村比城里面好玩多了，到现在也这么觉着。一堆沙子，几块砖就能玩上一下午。把红砖在石头上磨些红色的面面，然后在从地上随手拔一些野草，用砖头砸碎，和着红砖面面一起，就当在炒菜，或者把红砖面面放在杨树叶子上，叶梗穿过叶面包裹起来，就当包了包子。那个时候的过家家，不需要什么迷你的锅碗瓢盆，就从大自然里索取，不用担心尘土飞扬弄脏衣服，也不用担心那些细菌。这么造了几年，练就了百毒不侵的好身体，印象里很少去过医院。

        但一去医院就是场不小的病。着凉了还是怎么，具体发病原因不记得了，反正就是发烧了，病恹恹的在炕上不愿动弹。奶奶见此症状，用根在水里立住了，说我是吓着了，要给我烧邮票，叫叫魂。邮票没找着，就从信上弄下两张，嘴里念叨了些什么，烧着了，然后又捏捏我的耳朵，叫我别害怕。可是撑到下午，情况还是没有好转，反而烧得更厉害了。奶奶给爸爸打了电话，爸爸就从镇上赶了回来，二话没说用自行车载着我，到附近一个村里比较有名气的大夫那里看。大夫见我这样，让我张口看了看，说他这里治不了，没有什么药，需要上镇上的大医院里挂吊瓶，不能耽搁。爸爸吓坏了，又马不停蹄地载着我去了镇上的医院，化验一顿后，说我是病毒性脑膜炎，扁桃体肿大到可以碰到舌根了，并且开始流脓。于是我挂了两个周的吊瓶。好在烧退了，但是扁桃体却像失去弹性的弹簧，小不回去了，这也导致，以后只要是感冒，必先嗓子不舒服。

我的童年（一）——农村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