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三月，重又读书。

拿到办公室里的这本《先生》，一月读完，其间时时感到鼻酸。

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

书中讲了这十个人。

这是一本编著的书，编写组是先做的纪录片，而后编了书。从内容而言，不深、不全面，但是却用电视语言让这些先生们的身影跃然纸上。用它当一个引子，再去找些传记、著述、评论来读，更为全面一些。

先生，可不仅是老师

蔡元培，被人称作“北大永远的校长”，他奠定了中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

胡适，开白话文之先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马相伯，自话“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他提倡自由意志，在当时不合时宜，如今看来，却有如此之远见。

张伯苓，南开的创始者，一生忠实为其奔走，死后38年，终于如愿葬在校园里。

梅贻琦，北京清华、新竹清华的校长，可谓是清华的“终身校长”。他是一个读书人，一个学者，却不得不扛起一个学校学生的命运。

竺可桢，气象学博士，临危受命扛起了浙江大学的旗帜。战火中西迁的浙大，被誉为“东方剑桥”。

晏阳初，致力于平民教育70余年，他坚信，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人，世界上最宝贵的矿藏是“脑矿”，这句话触动了我——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切含义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

陶行知，乡村教育的圣人，他主张生活教育的目标有5个：康健的体魄，农人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梁漱溟，“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也曾觉得他迂腐，看了却只感于他的自我坚持和信念——“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陈寅恪，他称自己为“教书匠”，不求学历，却苦钻也已死去的文字，拉丁文、梵文、巴利文、满文等等。史学、国学精通。他为人79年，为师33年，及时在战乱中流离、失明，他依然保持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垂范后世。

这是我读书过程中，感触颇深的，记录下来，时时提醒自己。

对抗战时期的学者，有人说，那时的学生不多，老师多，老师不多，大家多。

我可以想象，“中国之大，竟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之时，西南联大在隆隆战火声中的朗朗读书声。当一箱箱藏书在遥远的路途中遗失，燕卜逊一言不发坐在打字机前，把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凭记忆全文打出，作为学生们的课本。张伯苓为维持南开的运行四处“化缘”，陈寅恪失明之后在自家西阳台为学生们上课，那里，是他最后的课堂。

每每读及此处，眼眶中有泪。

我的书桌很平静，物产丰厚，应有尽有。想到这里，愧疚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