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静谧得近乎凝滞的清晨，薄雾像轻纱般笼在窗棂上，我轻轻叩响胡伟的房门，闻到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烟草与消毒水的混合气息，朱红色的“福”字被晨光映得发白，门框上贴着的春联边缘微微卷起，像是被遗忘在这场变故之外的旧梦，被时光遗忘在门楣上。丽莉姐穿着松垮的家居服出现在面前时，我愣住了——她的发梢还沾着洗碗的水渍，顺着颈窝滴在襟口的湿痕里，眼角的细纹在晨光中清晰可见，却在提及逝者时只轻描淡写地抿了抿嘴：“嗨，这老太太啊，病了好几年了，反反复复的……”她絮絮叨叨地说起婆婆的病情，语气里竟带着种“终于解脱”的疲惫，好似那具病躯只是拖累了全家的枷锁。我攥紧手里的信封，里面是1000元礼金，在这云淡风轻的话语里感到一阵寒凉。
回到宿舍后，胡伟憔悴的身影始终在眼前挥之不去。他总是将衬衫熨烫得一丝不苟，领带系成精准的温莎结，如今却连胡茬都顾不上剃，眼窝深陷得像干涸的泉眼。再生动的形容词都无法描摹那一刻的冲击——那双曾为项目方案挑灯夜战的手，如今正拿着母亲用过的针线盒，颤抖着摩挲边角。他把褪色的蓝布枕套铺在膝头，慢慢解开锈迹斑斑的纽扣，里面藏着母亲缝制时留下的针脚，密密匝匝如同遗落的星河。
几天后，他在早餐桌上颤巍巍地打开纸盒，咸鸭蛋的青壳在晨光中泛着温润的光，金黄的蛋黄仿佛还在流动，流苏般的红油沿着裂纹渗出，却再也不会被那双手温情地捧起。他说：“今天请大家吃咸鸭蛋，这个是我的母亲亲自做的，最后几只，以后再也吃不上了。”我剥开那枚咸鸭蛋，蛋白绵密如初雪，蛋黄酥松如流沙，暖黄的油脂沾染指尖，咸香在舌尖炸开的瞬间，却有滚烫的液体滑过脸颊，滴落进小米粥里，溅起细碎的涟漪。那碗粥突然变得苦涩，我抬起头，正对上胡伟泛红的眼眶，他故作轻松地挤出笑容，可颤抖的喉结却泄露了心事。
后来听闻，胡伟独自守在灵堂彻夜未眠，他把旧物一件件摆进棺材——褪色的蓝布枕套、裂了口的搪瓷缸、半块没吃完的烘糕，连同母亲生前最爱的那双绣花鞋。钉棺材盖时，他的手掌按在冰冷的木板上，仿佛还能透过薄薄的松木感知到母亲的体温。第二日清晨，他的衬衫口袋里还揣着母亲的针线盒，沉甸甸的，像揣着整个未竟的春秋。我想起丽莉姐那句“老太太受够了罪”，突然懂了她的如释重负，可那双手曾为谁缝过棉袄，那双手又为何在病榻上还紧攥着胡伟的衣袖，这些她永远不会懂的温存，正被时光碾成沙砾，落在我们的沉默里。
食堂屋顶的铁皮在风里发出沙沙声响，咸鸭蛋的咸香混着小米粥的清甜在空气里化开。李阳把最后一块蛋黄塞进嘴里，腮帮微微鼓起，像含着未落的泪水。阳光斜斜地射进来，照在他微白的鬓角，后颈的发茬乱乱的，像被岁月揉皱的信纸。丽莉姐在旁边收拾碗筷，动作利落地把咸鸭蛋壳扫进垃圾桶，我看见她眼神掠过棺材时的犹疑，像一片飘在风里的落叶。阳光透过窗口照进来，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像一幅被时光洇染的旧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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