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土地上的民族颂歌——穆旦《赞美》赏析

诗歌文本——

赞美 穆旦

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和草原，

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

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

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

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

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

它们静静地和我拥抱：

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沉默的

是爱情，是在天空飞翔的鹰群，

是忧伤的眼睛期待着泉涌的热泪，

当不移的灰色的行列在遥远的天际爬行；

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

我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

我要以槽子船，蔓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

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

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一个农夫，他粗糙的身躯移动在田野中，

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

多少朝代在他的身边升起又降落了

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

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

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

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

在大路上多少次愉快的歌声流过去了，

多少次跟来的是临到他的忧患；

在大路上人们演说，叫嚣，欢快，

然而他没有，他只放下了古代的锄头，

再一次相信名辞，溶进了大众的爱，

坚定地，他看着自己移进死亡里，

而这样的路是无限的悠长的，

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

他没有流泪，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在群山的包围里，在蔚蓝的天空下，

在春天和秋天经过他家园的时候，

在幽深的谷里隐着最含蓄的悲哀：

一个老妇期待着孩子，许多孩子期待着

饥饿，而又在饥饿里忍耐，

在路旁仍是那聚集着黑暗的茅屋，

一样的是不可知的恐惧，一样的是

大自然中那侵蚀着生活的泥土，

而他走去了从不回头诅咒。

为了他我要拥抱每一个人，

为了他我失去了拥抱的安慰，

因为他，我们是不能给以幸福的，

痛哭吧，让我们在他的身上痛哭吧，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一样的是这悠久的年代的风，

一样的是从这倾圮的屋檐下散开的

无尽的呻吟和寒冷，

它歌唱在一片枯栖的树顶上，

它吹过了荒芜的沼泽，芦苇和虫鸣，

一样的是这飞过的乌鸦的声音。

当我走过，站在路上踟蹰，

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

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

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一九四一，十二月

苦难土地上的民族颂歌——穆旦《赞美》赏析

2025年全国一卷作文材料引用了穆旦《赞美》中的一句话“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不少考生在此之前，从未读到过这首诗，陌生的语境难免会造成理解的隔阂，因此说，很多人认为今年全国一卷的作文很难，审题立意不好把握。假如时光倒流二十年的话，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其实是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一册教材的内容，语文课堂上必修的篇目，诗人对民族命运的思索和诗歌的深度与力量曾经打动无数个年轻的灵魂。

袁可嘉：“赞歌人人能唱，但会唱带血的赞歌者却不多。” 他称《赞美》是一首 “伴随着深沉的痛苦的”“带血的赞歌”。袁可嘉还提到，本来无节制的悲痛，往往沦为感伤，有损雄健之风，但穆旦在每个诗段结束处都以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的宏大呼声压住了诗篇的阵脚，使它显得悲中有壮，沉痛中有力量。

巫宁坤：评价《赞美》是“悲壮滴血的六十行长诗，歌唱民族深重的苦难和血泊中的再生”，它承载着整个时代、整个民族的忧患和希望。

陆耀东：认为《赞美》一改一般“抗战诗歌” 廉价的感情宣泄和直抒胸臆式的大喊大叫，将深沉的爱国情感融于独特的象征、意象以及陌生化的句法、语言当中，独具一格，又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易彬：指出《赞美》诗题取名“赞美”，每一节又均以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收束，情感浓烈。诗中虽有大量如 “灾难”“耻辱” 等词汇及晦暗意象，但这种 “赞美” 是基于诗人对现实苦难的深刻认知，是一种 “理性” 衍生的希望，熔铸着清醒的感知、沉痛的愤慨、强烈的悲悯以及无比热切的民族情怀。“悲痛、幸福与自觉、负疚” 交织的复杂心情，使穆旦的诗显出深度和厚度。

张晓雪：提及《赞美》奠定了穆旦“第一流的诗才，第一流的诗人” 的地位。

如今，《赞美》借高考试卷又一次出现在大众眼前，她究竟讲了什么内容，又达到了怎样的艺术高度，下面我们来一一分说。

一、作者简介：在现代诗潮中探寻灵魂的歌者

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铮，出生于天津书香世家，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查良镛）是他的堂弟。作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他是“九叶诗派”的核心成员，主张以西方现代派诗歌技巧融合中国现实经验，打破传统诗歌的抒情范式，通过充满张力的语言、复杂的意象和冷峻的哲思，揭示生命的矛盾与民族的苦难，强调诗歌应“在分裂的世界里寻找精神的整合”。

二、写作背景：抗战烽火中的民族精神写真

《赞美》创作于1941年12月，正值抗日战争最艰难的相持阶段。此时的中国大地山河破碎，百姓在战火与贫困中挣扎。穆旦身为西南联大的青年教师，在颠沛流离中目睹了战争对民族的摧残，也见证了民众在苦难中逐渐觉醒的抗争精神。他以深沉的笔触，将个人的悲悯与对民族命运的思考熔铸于诗篇，既是对苦难现实的血泪控诉，更是对觉醒民族的庄严礼赞。

三、整体评价

（一）结构分层：苦难叙事与精神升华的三重变奏

全诗共五节，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节：苍茫大地的苦难全景

以宏阔的自然意象（山峦、河流、草原、暗云等）勾勒出古老中国的荒芜与沉重，奠定沉郁基调。

第二、三节：具体生命的苦难特写

聚焦“农夫”“老妇”等个体，通过他们日复一日的劳作与忍耐，展现民族苦难的纵深与韧性。

第四、五节：历史纵深中的民族觉醒

从“悠久的年代的风”中召回历史记忆，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反复咏叹，完成从苦难叙事到精神觉醒的升华。

（二）内容主旨：在耻辱与抗争中淬炼民族魂

诗歌以“赞美”为表象，实为“控诉”与“礼赞”的辩证统一：既控诉战争与贫困加诸民族的“说不尽的灾难”，又赞美在苦难中“坚定地移进死亡里”却依然觉醒的人民。诗人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在“不能给以幸福”的绝望中，捕捉到民族精神的火种——那是沉默中的坚韧，是血泪中的觉醒，是“无言的痛苦”中孕生的抗争力量。

四、逐节鉴赏：意象的交响与情感的潜流

第一节：荒原上的存在之思

意象建构：

“山峦的起伏”“干燥的风”“单调的东流的水”等意象，构成封闭、停滞的空间，象征古老中国在历史惯性中的困顿；“鹰群”“忧伤的眼睛”则以动态打破死寂，暗示苦难中未灭的希望。

手法解析：

“它们静静地和我拥抱”以拟人化手法，将自然景物化为历史的见证者，诗人的主体情感与客体意象交融，形成“物我同悲”的抒情张力。

情感基调：

从“说不尽的故事”的低回，到“灰色的行列”的压抑，最终以“我要以一切拥抱你”的迸发，完成从个体悲悯到民族共情的情感跨越。

第二节：农夫——土地之子的命运史诗

叙事视角：

以“粗糙的身躯”“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的细节，刻画农夫作为“苦难的形象”的典型性；“多少朝代升起又降落”的历史维度，将个体命运升华为民族生存的寓言。

动词的力量：

“放下”“相信”“溶进”等动词，揭示农夫从传统生存（“古代的锄头”）到集体觉醒（“大众的爱”）的转变，“移进死亡里”的被动语态中暗含主动的抗争意志。

反讽修辞：

“愉快的歌声”与“临到他的忧患”形成对比，揭露盛世表象下底层的真实苦难，强化“他没有”的孤独与坚韧。

第三节：老妇与孩童——苦难的代际传承

场景蒙太奇：

“老妇期待着孩子”“许多孩子期待着饥饿”的画面叠加，以家庭为缩影，展现苦难的结构性与延续性；“黑暗的茅屋”“侵蚀着生活的泥土”则以具象化意象，隐喻生存环境的压迫。

情感张力：

“为了他我要拥抱每一个人”的博爱宣言，与“失去了拥抱的安慰”的现实刺痛形成撕裂，诗人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将悲悯推向极致。

第四节：历史之风的永恒回响

时空交织：

“悠久的年代的风”串联起古今，“倾圮的屋檐”“枯栖的树顶”等衰败意象，呼应首节的荒芜，形成历史循环的隐喻；“乌鸦的声音”以传统文学中的哀象征兆，强化苦难的普遍性。

叙事节奏：

“踟蹰”的重复，摹写诗人面对历史重负的精神困境，而“等待”的延宕，则为末节的觉醒蓄势。

第五节：觉醒的强音与诗学的超越

复沓的力量：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三次咏叹，如战鼓般冲破压抑，将全诗情感推向高潮，完成从 “耻辱里生活”到“站起来”的质变。

哲学维度：

以“广大的山河”为精神祭坛，诗人在“无言的痛苦”中发现民族的韧性——那是历经沧桑却依然能在血泊中站起的生命伟力，超越了具体的抗战语境，升华为对人类生存意志的礼赞。

五、语言风格与艺术特色：现代性的诗学实验

（一）语言的陌生化：打破传统审美惯性

矛盾修辞：

“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以贬义词汇叠加，强化苦难的质感；“带血的手”与“拥抱”的组合，在暴力与温柔的碰撞中，凸显救赎的悲壮。

欧化句法：

长句的复沓（如“我要以荒凉的沙漠…… 阴雨的天气”）形成排比式的情感倾泻，突破古典诗歌的含蓄传统，接近西方浪漫主义的抒情强度，却又以“中国化”的意象（骡子车、槽子船）扎根现实。

（二）意象的现代性：传统与现代的熔铸

自然意象的重构：

摒弃古典诗词中“风花雪月”的抒情传统，将“干燥的风”“低压的暗云”“枯栖的树顶” 等冷硬意象纳入诗境，以现代主义的冷峻笔法，解构传统山水诗的审美滤镜。

城市与乡村的张力：

诗中几乎不见现代文明符号，唯有“灰色的行列”（可能指军队或难民）暗示战争阴影，通过对乡土中国的聚焦，构建起民族苦难的原始剧场。

（三）抒情主体的定位：知识分子的自我省察

“我”的双重性：

诗人既是“拥抱你”的共情者，又是“不能给以幸福”的愧疚者，这种“在场”与“缺席”的矛盾，揭示了知识分子在民族苦难中的精神困境——试图代言却始终无法真正抵达民众的灵魂深处。

反浪漫主义的真诚：

拒绝廉价的乐观主义，直面“痛哭吧”的绝望，却在绝望中淬炼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信念，这种在撕裂中生长的希望，正是现代诗歌精神的深刻体现。

结语：超越时代的精神坐标

《赞美》不仅是一首抗战诗篇，更是一曲关于人类生存本质的永恒悲歌。穆旦以现代诗的先锋性，将民族的苦难转化为艺术的结晶，在“荒芜的沼泽”中种下希望的种子。诗中“农夫”“老妇”的形象，早已超越具体的历史语境，成为所有在苦难中坚守尊严、在沉默中孕育力量的人类的象征。而诗人对“赞美”与“控诉”的辩证书写，更启示我们：真正的民族精神，从来不是粉饰太平的颂歌，而是直面深渊时依然高扬的头颅——这，正是《赞美》穿越八十余年时光仍震撼人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