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仰望星空读天问2

随笔||仰望星空读天问2

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原的《天问》是一部独步千古的奇文。作为《楚辞》的经典篇章，它以磅礴的气势、瑰丽的想象、尖锐的诘问，对宇宙起源、自然现象、历史兴衰、人生价值等一系列终极问题展开了全方位的探索。全文以“问天”为线索，却不止于问天，更蕴含着对现实的批判、对真理的追求和对生命意义的叩问。

从思想内容来看，《天问》是战国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集中体现了楚文化的浪漫特质与理性精神的碰撞；从艺术价值而言，它开创了中国文学中“诘问体”的先河，其结构形式、语言艺术和表现手法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重温经典，常读常新。下面，我们将从思想内涵、艺术特色、文化渊源与历史影响四个维度，对《天问》进行系统而深入的赏析。

思想内涵丰富而深厚。《天问》跨越古今的哲学叩问与精神求索。

《天问》的思想价值，首先在于它以文学形式承载了战国时期人们对宇宙、历史、人生的哲学思考，其核心是“疑”与“问”，展现了人类突破认知局限、追求真理的永恒冲动。全文172个问题（不同版本计数略有差异），层层递进、包罗万象，大致可分为宇宙自然、历史兴衰、现实人生三个层面，每个层面都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意蕴与人文关怀。

宇宙自然之问：对世界本源的理性探索

《天问》开篇即展现出宏大的宇宙视野，以一连串气势恢宏的诘问，打破了上古神话对宇宙起源的垄断性解释，体现了早期人类对世界本源的理性思考：“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这一系列问题，直指宇宙起源的核心——在天地未分、明暗未辨的混沌时代，世界是如何形成的？阴阳二气如何交融化生万物？天有九重的结构是谁营造度量的？这些问题并非简单的好奇，而是对“宇宙生成论”的严肃追问，挑战了当时流行的“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等神话叙事的权威性。

在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学说已逐渐流行，道家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观，儒家则强调“天命”与“天道”的秩序性。而屈原的《天问》既吸收了楚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又跳出了诸子百家的理论框架，以“诘问”的形式对宇宙本源进行开放式探索。他不满足于现成的答案，而是通过连续的追问，暴露了现有认知的局限。这种“疑天”精神，在“君权神授”观念盛行的时代尤为可贵——它意味着人类开始以自身的理性而非神的意志来审视世界，体现了从“神本”向“人本”的思想转型。

除了宇宙起源，《天问》还对日月星辰、自然现象提出了质疑：“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出自汤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几里？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这些问题将天文现象从神话传说中剥离出来，带有早期科学探索的意味。例如，对月亮圆缺变化的追问，对日月运行轨迹的好奇，都体现了屈原对自然规律的关注。这种将宇宙自然作为独立认知对象的态度，与同时期古希腊哲学家的探索精神遥相呼应，展现了中国古代思想的早熟与深刻。

历史兴衰之问：对朝代更替的政治反思

《天问》的核心部分是对历史的追问，从夏商周三代的兴衰，到春秋各国的纷争，屈原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了上古至战国时期的历史脉络，通过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诘问，表达了对政治伦理、治国之道的深刻反思。这部分问题数量最多，情感也最为强烈，体现了屈原作为政治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对夏朝历史的追问，是《天问》历史部分的开端。屈原详细询问了夏禹治水、启夺天下、太康失国、少康中兴等一系列历史事件：“洪泉极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河海应龙？何尽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在对大禹治水功绩的赞叹中，隐含着对“为民建功”的政治理想的推崇；而对“启代益作后，卒然离蠥。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的追问，则直指权力更替的合法性问题——启通过暴力手段夺取益的王位，为何能摆脱困境、巩固统治？这种对历史事件的批判性审视，体现了屈原对“德治”与“暴政”的鲜明态度。

对商朝历史的诘问，集中于商汤伐桀、伊尹辅政、商纣亡国等关键节点：“汤谋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寻，何道取之？桀败西夷，何往不忧？桀乃丧厥国，何克让之？”屈原肯定了商汤伐桀的正义性，赞赏伊尹“负鼎俎，以滋味说汤”的贤臣形象，同时对商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导致亡国的历史教训进行了深刻反思。他追问“殷有惑妇，何所讥？”，将妲己视为亡国的重要原因，虽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但本质上是对“君主失德”导致国家衰败的批判，体现了“为政以德”的政治理念。

对周朝历史的追问，从后稷降生、文王兴周，到武王伐纣、幽王亡国，脉络清晰：“稷维元子，帝何竺之？投之于冰上，鸟何燠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何令彻彼岐社，命有殷国？”在对周朝兴起的赞叹中，屈原强调了“天命归德”的思想——文王、武王因明德慎罚、深得民心而获得天下；而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导致亡国，则印证了“失德者失天下”的道理。这种对历史兴衰规律的总结，并非简单的“天命论”，而是将“德治”与“民心”作为核心要素，体现了先秦儒家“民为邦本”思想对屈原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对历史的追问并非单纯的“怀古”，而是与现实紧密相连。战国末期，楚国国力衰退，奸佞当道，屈原本人遭谗被疏，报国无门。他通过对历史上明君贤臣、昏君佞臣的对比，既表达了对楚庄王、齐桓公等霸主的敬仰，也暗含了对楚怀王不听忠言、重用奸佞的不满；既推崇伊尹、吕望等贤臣的辅政之道，也感慨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