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丘墨豸
司机并不开后备箱，坐在那里让我给涨车费。我心想，在半路上我都没答应，现在到地了，就更不答应你了。虽然这车费不是我出，还没见老板面呢，我也不能给人家乱花钱不是？
这时候，来接我的人到了，见此情景，示意我不用吱声，然后问司机要多少钱，司机说：人五十，货三十。
来人没犹豫，掏出一百块钱递给了他说：不用找了！这回那家伙乐了，急忙下了车，屁颠屁颠地去开后备箱。
来接我的人是个女的，三十多岁的样子，听着那有点蹩脚的普通话，我猜出肯定和北京的过敏是一个地方的人。另外还有一个老师，说话也那个腔调，我们三人一起把书拎进了办公室。
原来，这个女的就是天津培训机构的老板娘，叫涂兰。在后来的谈话中，我才知道他们做的是北京机构的代理，使用北京的教材和教学管理模式，在天津招生办学。除了要付一定的代理费外，其它方面并不受北京方面的指导约束。
从办公室的环境和设施可以看出，他们的规模比北京那边要小得多。
初来乍到，涂兰对我的情况不了解，可能只限于过敏的介绍，并不能相信我的水平，所以一见面，便有试探考核之意，口口声声都是在探听我的实力。我拿出在北京时抽空写的讲义和我在家里带来的比赛获奖证书，还有一些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作品，这回涂兰好像满意了。
晚上九点多钟，老板黄文龙上课回来了。对我又是一番考察，并说第二天让我试讲一次课听听。
当晚就住在办公室旁边的房间里，一个十几平米的房间住着六七个老师。铁床上下铺，下边已经没了位置，我只好爬到了上面。
七个老师中，有五个是老板从老家带过来的，大多也是学校的老师，水平怎么样我不了解。他们在一起说话时用的都是方言，我一句也听不懂，感觉很别扭，一种孤独感油然而生。其中有一个戴眼镜的跟我聊了几句，这回用的是普通话，可是我还是有些不可思议，这样的普通话，天津人民能听习惯吗？
另外两个老师是外地的，一个是家在海南的大学生，姓符号的符；另一个是西安的，我忘记了叫什么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出去吃了早点。这里和北京一样，早晨也是不管饭的。吃完饭回来待了一会儿，老板过来说去教室那边讲课。
教室在哪里我不知道，需要骑车过去，老板带着一个老师先走了。剩下我和女老板涂兰，只有一辆自行车了。涂兰让我带着她，虽然我知道有违反交规之嫌，也无法拒绝了。
可是，我第一次在城里的街道上骑车，心里本来没有底气，再驮个人，我有些紧张了。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