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从奶奶坟前回来，大家围坐在丰盛的菜肴前犒劳自己，没再“谈情说爱”就餐的氛围颇为融洽，至于生活工作方面的事，我早准备好了应对策略——忽悠。忽悠在我不断的实践中，已由单纯的防护手段，演变成了复杂的生活艺术，当然，我说谎是迫不得已，出发点大多也是好的。在对你的倾诉中，我毫不避讳自己是个“负二代”，也没隐瞒做好事不留名但会记日记的习惯，更是不要脸地将心里的阴暗面展露在你的面前，如果只是为了塑造自己的光辉形象，凭我登峰造极的忽悠能力这些污点我自然可以一笔带过，但我没有那样做，那有违我的良心，尽管它确实不多了。不仅如此，就是在接下来的倾诉中，我也不会夹带丝毫“虚构艺术”的成分，相反我还会刻意修饰或舍去一些残酷的事实。就在我出走后的正月里，我接到表弟国明的电话，得知了姑丈到南昌某医院查出了“心肌坏死”的消息。几天后，我又听到妹夫的父亲在一起严重车祸（在昌夏公路广昌小水路段，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追尾了一辆三轮摩托，三轮摩托在拖行中起火燃烧，“亲家”和另外一老者当场死亡且被烧得面目全非，另外两个乘客虽大难不死也生命垂危）中殒命的噩耗，而事故的主要责任人（准驾不符）是一个刚刚加入辛劳运输大军比我小两岁的河南人。
晚饭后，我去了姑丈家。他家在老街边上一幽暗的胡同里。13年的秋天，老屋改建成了一幢三层的砖瓦房。我到他家时，小表弟正在收拾行李，凌晨他将搭乘我小叔的面包车出石狮。国明神色黯然地坐在桌前，看我进来，脸上挤出了一丝勉强的笑容。年后姑姑回来过一次，不过呆了一天就走了。现在他们夫妻俩的关系已同水火，在一起只有没完没了的争斗。眼下，大家商讨的重点已不是给姑父做不做手术的问题，而是分派站队早点撇清那份连带的责任：姑姑跟小儿子已建立了某种牢靠的“联盟关系”，一心要脱离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二儿子游手好闲，自身难保；国明和姑丈两个身体孱弱的人在凄冷的屋檐下抱团取暖。
“姑父不在家？”环视一圈后，我问国明。
“出去了。”国明说。
“这么晚干嘛去了？”
“还能干嘛？他现在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打牌。”
是呀，眼不见心不烦，总有一天我们会开窍的，会忏悔的，因为家族中有“死人比活人金贵”的传统。
噩耗，已使我耳不忍闻；惨象，尤使我目不忍视。我能说什么？我又能做什么？面对现实，我最擅长漠视与躲避。四年前，习总轻车简行来深圳考察的时候，我躲在寓所里痛心寡薄的异性缘。三年前，一搬运工从车顶滑落头部着地殒命不久，我半夜载着一束鲜花，从血色还未褪尽的金鹏A区8栋前的水泥路面上驶过。几个月后，当马航370倒栽进冰冷海面解体的时候，我还在思索你收下的那束花有没温暖你的梦。歌手姚贝娜出殡那天，我站在金山仓库的陡坡前，俯瞰坟山尽头的11栋，思念成疾。2015年12月20号，当万吨红泥压向光明新区柳溪工业园时，我深切感受到的却是孤独那沉重的分量，鬼压床一般思想和意识脱离了身体这一载体，陷入到难见天日的愁江苦海之中。三个多月后，当心神俱疲的阿康说要逃离深圳，我以“有事”为由没去跟他践行，事实上我是因你“名花有主的声明”失眠了几天，毫无精神，想到去市中心的拥堵路程心里就犯怵。现在，依然如此，避重就轻，写些“爱而不得，恋无可恋”的怨言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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