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脑的内存总量是512M。凯莉存文字文件用了134M，存图片文件用了102M，存音像文件用了267M，她的电脑里还有多少剩余的存储空间？”
这道算术题是雪儿的家庭作业。她不会做，拿来问我。我这个女儿，今年上初中一年级。
督导孩子的功课，向来是她们的严父当尽之责，我乐得装疯卖傻，扮演“慈母”角色，只管陪她们吃喝玩乐。如今不行了，老阳跑到硅谷去为五斗米折腰，我除了母兼父职，别无出路。好在大学里上班时间灵活，我可以每天下午三点半左右到家，辅导雪儿完成家庭作业。
老友南希第一次听我说这话，骇笑着指责我太过虚荣：“华裔孩子念美国书还要家长辅导？你不会是想让孩子上长春藤名校想疯了吧！”她的女儿今年高中毕业，大学入学考试的成绩足以进哈佛，她却力劝女儿就近念哥伦比亚大学算了。因为“顶尖大学出来的人自视过高，容易出毛病，经不起生活一点点敲打。”
我不是不同意她的观点，更不是望女成凤以至于拔苗助长。我之所以要辅导雪儿，只不过因为她确实需要辅导。她是一个在一周岁那年，就被专科医生诊断为“智力发育迟缓”的孩子。换句话说，她虽不是弱智，对所有新事物新知识的接受和理解能力，也比普通的孩子低很多很多。
她是我的长女。95年春天我第一次回国，参加广交会。在餐厅里吃了一份其实很香的盒饭之后大吐不止，由此发现有了她。回美国后立即辞职，全心全意在家待产，数月之中饮食起居严格遵照医生和营养师的指示，半点不敢懈怠。到那年圣诞之夜将她生下来，足足七斤半有余的一个大胖婴儿，粉嫩可爱，睁着一双大大的眼睛，比天使也不差什么。
可等她满了一岁，问题开始出来了。她学说话，学走路都比同龄孩子的平均水平慢很多。儿科医生建议我带她去看专科医生，专科医生给她做了语言技能、动作协调技能、沟通技能三方面的有关测试之后，得出上述诊断结论。
对这个结论，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自责。认为一定是自己在怀孕期间做错了什么，否则往我娘家婆家上溯三代也没有的个案怎么会发生在我的孩子身上？！有一阵子我天天面对着雪儿，只觉得亏负这孩子一生，心如刀绞，寝食不安，直到自己终于病倒。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某天我突然醒悟，木已成舟，我怨天尤人都没有用，要紧的是趁早带她去寻求专业的帮助。
此后，雪儿开始每周定时接受特别辅导，每一项技能有专门的老师上门教她。而这三位老师的薪水，由政府相关机构支付，我们没有花一分钱。这些老师风雨不误的辛劳，换来两年以后雪儿接受新一轮测试的结果，是她的各项技能已经达到同龄孩子的最低水平，这意味着她可以和普通的孩子一起，如期进入公立学校的系统学习。
于是雪儿5岁也上了小学。至今6年过去了。学校每学期发回来的成绩单上，都没有班级或年级的成绩排名，我却几乎可以肯定，雪儿不会超过倒数第五名。但每次开家长会，她的老师们都说，这孩子很好，不用担心。每个期末她也有奖状拿回家，因为她憨厚善良，是学校里的“良民”。她照样每天清晨闹钟一响就起床，自己收拾打理好书包和午餐盒，高高兴兴乘校车去上学。
而这6年来她在学校里一直比别的同学多一位老师，这位老师负责给她补课，确保她的各科成绩都能在及格线以上。雪儿迄今为止还是一个快乐单纯的孩子，这些与我们毫无瓜葛，却一路上尽职尽责扶着她走过来的人们功不可没。
我由此深深感激美国的公立教育体制。是这个体制本身保障了雪儿这样的孩子能够得到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同时不受歧视。这个体制中的人也教育了我，让我明白对孩子最深刻的爱，莫过于接受她作为独立个体的独特性；而基础教育里的学科知识，最重要的功能乃是为孩子们将来学习生存技能作必要的铺垫，并非为了让他们从小在考场上拼夺一朝一夕之短长。
今年初先生老阳本来有机会回国，进入中科院的“百人计划”。如今国内的科研环境和条件都不错，对于他个人来说，这恐怕是一次很难得的施展机会。但我们思来想去，最后还是选择留在美国，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对这个教育体制的依赖。我实在无法想象，雪儿一旦回国去念书，除了被留级留级再留级，还有什么别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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