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来看一些关于“有毒的积极性”的典型例子：
比如，当有人在为某件事哭泣，我们常说“不要哭，要坚强。”这种陈词滥调没有什么帮助，让别人不要哭，意味着哭在我们眼里是错误的，不被接纳的，这其实是在压抑别人正常的情绪释放。
比如，当别人感到难过的时候，我们常说“时间能治愈一切创伤。”我们自以为这条万能金句能够安慰对方，其实在对方看来，这更像是一种不痛不痒的冷漠。一个受伤的人能不能被治愈，什么时候能得到治愈，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决定，别人无法感同身受，也很难共渡难关。
再比如，当别人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常说“不要放弃！”坚持到底不一定总是对的，放弃也不总是代表着软弱。有些时候，勇敢放弃、及时止损才是正确的选择。
类似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我们总是急于乐观，以为只要说对了话，说得正面，说得积极，别人的痛苦就会减轻。但这样的安抚可能会适得其反，不仅分担不了别人的痛苦，还会让对方失去倾诉的欲望。
在经历痛苦时，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只要这些反应没有危及生命，或者给其他人造成伤害，不妨暂时感受痛苦。旁人不要急于干涉。因为，人往往需要接受现实，才能继续前进。
惠特尼·古德曼指出，有毒的积极性已经渗透到生活中很多关键领域。从职场到医院，再到宗教系统，很多人都被灌输了“积极思维会让一切变得更好”的想法，而且根深蒂固。
她在书中讲了一个癌症患者的例子，来说明在医疗系统中，普遍存在着有毒的积极性。
小男孩亚历克斯确诊了恶性肿瘤，他在单亲家庭中长大，和母亲相依为命。医生还不确定亚历克斯还能活多久，但亚历克斯的母亲是个“凡事都要往好的方面想”的女人，她不肯用“癌症”这个词，而是用“它”来代替这种疾病。
每次，当亚历克斯想和母亲聊聊自己的病时，他母亲就变成一个盲目乐观的人。她会告诉孩子，要积极面对，一定会克服这个问题的，然后把话题转移到轻松的事情上，比如谈论电视节目或者外面的好天气。
当其他人问到亚历克斯的检查结果时，他母亲总是微笑着看着孩子，说：“我们有希望，我们会好起来的！”大家都看得出来，这位母亲的心里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但她从来不肯承认。
几个月后，亚历克斯的病情恶化了，可他的母亲却表现得比往日更加乐观了，她在竭尽全力积极地看待问题，不让自己有任何消极想法，以此应对最不能接受的那个结果。因为母亲不肯告诉孩子真相，所以，亚历克斯只能努力装出一副勇敢的样子，不敢向母亲倾诉自己的害怕、悲伤和孤独。
没多久，亚历克斯去世了。和众多死于癌症的患者一样，他们当然想活下去，也努力尝试着活下去，但最终无法活下去，这不是他们的错，再多的积极想法都不能改变这样的结果。亚历克斯的母亲崩溃了，之前她一直执着于传递积极信念，所以没能和孩子一起面对病痛，也无法和孩子一起分享他最后的时光，无论对于孩子，还是对于父母，这都是不可弥补的遗憾。
有些疗愈大师说，积极的心态可以帮助人们应对疾病的挑战。不排除有一些这样的个例存在，但更多时候，声称积极思维可以治愈疾病的说法，有很多夸大的成分。积极思维对于疾病的治疗，只能说是一个有利条件，但并不是一种治愈方法，而且，消极思维也不是所有疾病的病因。
在医疗系统中，有毒的积极性在医疗系统中，有毒的积极性是普遍存在的，不止是病人或家属会表现得过度乐观，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有些医疗专业人员在预判病情时，也会表现得过度乐观，这可能会造成毫无益处甚至有害的结果。
比如，有些新手医生在处理病例时，可能是出于想帮助病人的强烈愿望，他们往往会做出一些实现不了的承诺，这让病人因为看到治愈的希望而非常激动。但是，随着病情发展，治愈的希望破灭后，只剩下病人收拾残局，承受崩溃的结果。
许多研究人员认为，在医疗保健领域中，这些有毒的积极性是不道德的，甚至是危险的。过度的乐观会导致医护人员做出缺乏根据的自信断言，这可能会使病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对自己的健康做出错误的判断。
惠特尼·古德曼认为，要想从医疗保健系统中消除有毒的积极性，我们就必须远离过度的正能量。与其专注于把积极思维作为治疗疾病的方法，还不如专注于提升幸福感。
幸福与自我感知的健康、健康的行为、长寿、生产力、社会关系、更好的免疫功能、以及降低患病和受伤的风险都有关系。当这些条件大部分得到满足，人们有空间和资源来寻找生活的意义，满足自我的需求，应对所处的环境时，就可以获得幸福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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