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乃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传统译文:盛世日益衰微,大道逐渐荒废,邪说暴行又随之兴起,有大臣杀害君主的,有儿子杀害父亲的。孔子为此深为忧虑,故著了《春秋》这部书。《春秋》记述的是天子的事情,所以孔子说:世人了解我,恐怕只有通过《春秋》了;世人怪罪我,恐怕也只有通过《春秋》了。
查阅多个版本,译文大致如此。但总感觉有问题,尤其那句《春秋》乃天子之事也。在古代,著述历史,属官方事情,或说,属官方垄断权力,民间或个人,不具此资格。而孔子恰恰属民间,更属个人,因此,孔子不具备著述历史资格。但他却根据《鲁史》旧文,著了一部历史著作《春秋》,并加入自己鲜明价值判断,诸如郑伯克段于鄢、崔杼弑其君等,简单一个克字,简单一个弑字,是非曲直,善恶忠奸,一目了然,即后世所谓春秋笔法,真是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故而才有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之说。
尽管如此,孔子著历史,在当时毕竟属非法,最起码,名不正言不顺,因为,那是天子之事也,就连诸侯,亦无此资格。僭越自身之位,著述历史,且爱憎分明,势必引来汹汹责难,尤其乱臣贼子,故解释道: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大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之味道。
因此说,把天子之事也理解为记述的是天子的事情,似乎有些不妥,倘理解为那是官方或天子分内职责,较之前后文,似乎更通畅,也颇合逻辑。一家之言,姑妄论之。
另外,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对这两句的理解,总感觉不像传统注释那么简单,但如何延伸,又一时寻不到方向。然可以肯定的是,通过这两句,孔子忧民忧天下之心,如当空皓月,人皆仰之。
但终因不在其位,或不得其位,没赏罚职权,更无以实施其仁政,以扶危社稷,匡正人伦。然其忧惧之心实难平静,故而还是著述了《春秋》。恰孟子曰:自反而义,虽千万人,吾往矣。在孔子看来,既然天道失常,彝伦攸斁,已无善恶赏罚,那么,就用我的方式、我的文字,来替天行道吧,藉此,明善恶以赏罚,还社会以公正。
著述《春秋》,虽早已超出自身职责范围,僭越之嫌,在所难免,但实非得已,因为,褒奖为善者,那是仁政所必赏;贬叱为恶者,更是仁政所必罚,虽然这些事情原本属天子职责范畴,但如今礼崩乐坏,纲常失陷,我不得不为之。假如后世有真正懂我之人,明白我于片言之间,而正一王之法,使君臣父子之伦大明于世,只有《春秋》堪当此任;假如后世有人忌恨而责罪我,认为我以匹夫之贱而假天子之权,使黜陟赏罚之柄托于微言,亦只有《春秋》堪当此任。但是,假如通过《春秋》这部书,使君子有所劝而为善,那将是我莫大的欣慰;使小人有所惧而不为恶,即便天下所有人都责罪我,那我也欣然接受,决不推辞。
我想,孔子作《春秋》之意,大致如此,虽不得兴治道于一时,而使致治之法垂于万世,岂非天下之大幸乎?
想起我的《新大学》,凡庸小人读后,始惊、次怒、终狂,甚至吐血,恰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如今看来,似可以说:知我者其惟《新大学》乎!罪我者亦其惟《新大学》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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