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尝试理解亲子环境，儿童会用三种基本的方式来解释他们的经历。
(1)儿童会直观地解释他们与父母之间感觉和情感的联结，以此作为对生活的总体感受。
生活是可预测的、滋养人的，还是不确定的、令人痛苦的、危险的？这种最基本的感知会影响儿童信任感的形成。
(2)儿童把父母的特定行为内化为对自我的陈述。
由于儿童几乎不能客观地体验或者感知父母的内在现实，所以父母的抑郁、愤怒或者焦虑会被解释为关于儿童的事实陈述。儿童会因此得出结论：“别人怎么看我，怎么对待我，我就是什么样子。”（一个37岁的男子问他快要过世的父亲：“为什么我们从来都没亲密过？”父亲激动地说：“你还记得你10岁时把玩具掉在了马桶里，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它弄出来吗？”接着还说了一大堆类似的琐事。儿子走出医院的时候，感到无比自由。他一直认为自己不配得到父亲的爱；而父亲通过揭露他的盲目，让他获得了新的自我形象。）
(3)儿童目睹了成年人与生活抗争的行为，不仅会内化这些行为，而且会内化他们关于自我和世界的态度。
儿童会由此得出一个关于如何与世界相处的宽泛结论。（一个女孩的母亲常年焦虑，女孩耳濡目染，直到去上大学时，她才开始质疑母亲的阴郁和悲观。大一时，她以为其他同学对世界的糟糕一无所知。到了大二，她开始怀疑自己受困于母亲的焦虑，直到这时，她才开始以更轻松的心态看待自己和世界。）
根据特定父母回应特定问题的有限经验，个体形成了关于自我和世界的认知。这种经验被一种魔法思维过度个人化了，即“所有这些都是为我安排的，都是关于我的”；由此得出的结论也过于笼统，因为人们只能根据已知的事情来评估未知。基于这样一个偏颇的开端——狭隘而充满偏见，个体开始了一系列的感知、行为和反应，带着一种片面的眼光步入生活。
这种有缺陷的自我感知的特征，以及早期形成人格的策略，根据童年经历的性质而有所不同。个体会从各种受伤的遗弃感或被压垮的感觉逐渐发展出一种无意识的、反射性的反应。
当一个孩子被压垮时，他会体验到“他者”(the Other)的巨大力量越过脆弱的边界袭来。由于缺乏选择其他生存环境的能力，甚至缺乏客观地看待问题的能力，也缺少与他人进行经验对比的依据，因此，儿童会做出防御性的反应，对环境变得极其敏感，并“选择”以被动、依赖或强迫来保护脆弱的精神领地。儿童学会了千变万化的适应方式，因为对于一个相对无能的自我来说，生活被视为具有先天的压倒性。例如，一个成年男性，由于母亲不断要求他超越父亲，他成了一个“成功者”，成了一名技术高超的专业人士，但同时也养成了挥霍无度的习惯，而这导致他的经济生活和情感生活最终破产。他的成年生活，看起来是一个理性、自由之人的选择，实际上却是对“他人”压力的被迫服从，并伴随一种无意识的反叛，这种反叛把寻求失败作为一种消极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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