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三章 常规科学的本质；李善友，《认知升级之第一性原理》；黄晓杰，《产品哲学：用第一性原理思考产品》；罗伯特·M·波西格，《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
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人类这个共同体，从愚昧向文明走来，一路上都在经历着认知与科学的革命，这种革命，可以笼统地概括为范式转变。“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的过渡，便是成熟科学通常的发展模式”，“每一次革命都迫使科学共同体抛弃一种盛极一时的科学理论，而赞成另一种与之不相容的理论”。取得了一个范式，“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
范式的作用是矛盾的。一方面，它具有承托性。任何一个共同体文明，都需要先有一套共同接受的信念而确立和存在，并为进一步的科学发展提供框架基础。“在任何科学发展的早期阶段，不同的人面临着同样范围的现象，尽管通常不都是完全相同的现象，但却以不同的方式描述和诠释它们”。因此，任何一个范式“在它最初出现时，它的应用范围和精确性两方面都是极其有限的”。“范式的成功，在开始时很大程度上只是选取的、不完备的、有可能成功的预示”。“而其后的常规科学就在于实现这种预示，其方法是扩展那些范式所展示出来的特别有启发性的事实，增进这些事实与范式预测之间的吻合程度，并且力图使范式本身更加明晰”。定性范式是产生定量定律的前提条件。
另一方面，它又具有遮蔽性。既成的信念会天然地固化成为某种思想通道，“在一段时期内为以后几代实践者们暗暗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不自觉地压抑和排斥新的可能。所以，在范式指导下的科学研究工作决无他途可寻，而抛弃了范式，也就等于终止了范式所规定的科学实践活动。但同时，抛弃范式又恰恰是科学革命所赖以转动的轴心。
第一性原理（The First Principles）这几年随着依隆·马斯克的事业发展大放异彩，不少专家学者深入研究，在提升认知度的同时形成了方法论。概论如下：第一性原理是基于西方哲科思维发展而成的一套逻辑思维方法，它不主张经验归纳式的浅性思考，而是选择以不证自明的基本公理为逻辑起点，建立思维分析的演绎链条，每一步推论都要求基于严格的工程式硬逻辑推导得出，期望通过思维逻辑的严谨理性来取代应激反应式的随意感性，提高思维分析和决策质量。
之所以说第一性原理是基于西方哲科思维发展而来，是因为它必须以基本公理为逻辑起点。众所周知，当代科学认知领域中的基本公理，既是大部分由西方学者发现和提出，同时又是西方哲学科学文明的构成要素。
按照我的理解，运用第一性原理就如同小学数学解应用题。按题目给定条件判定问题类型，是追及问题还是相遇问题，是鸡兔同笼还是年龄问题，判定类型之后，根据公式将已知量和变量代入公式列方程，对方程进行分解简化，求解确定范围，如此而矣。
提高运用第一性原理这种解题能力，有两个关键环节。一个是题型判定，在这个环节，考察的是你知道多少类型的问题结构模型，能掌握多少种解题思路，了解多少个原理和公式，这个就是查理·芒格说的“多元思维模型”。另一个是解题过程。如何正确地使用化简、因式分解、合并同类项、代数替换等解题技巧，得到想要的答案。这个过程就是“刻意练习”。
如果这个理解可以得到基本的认同，那么下面这个观点也不会遭到什么反对：这是一条服从于理性指导的思维通路，在这条通路之上，甚至在所有现代科学、所有西方思想背后，一直有一个共同的原神——理性。
那么，我们可否这样简单地假设，东西方文化的分歧在于，文明早期建立阶段基于相同现象不同视角发展而成的两种不同思维范式之差别。东方范式抽象写意，空灵朦胧，点到即止，难得糊涂。西方范式具体形象，锐利直截，棱角分别，刻板硬朗。在这两种不同的范式约束之下，东西方文明的发展脉络也相形分化，各具一形。虽然有过不同程度的交叉与碰撞，但两类范式文明的交互式超越，也足以证明各自的生命力和存在价值。
东方文明习惯于通过阅读古代文本寻求所有问题的答案，但现代科学则要从观察和实验中获得解答，对东方范式来说这是个重大障碍。
评价一个文化的价值，可以看它激发出了怎样的感受和行为。
The mind divides, the heart unites.
再复杂分化的科学也无法改换我们的人性。无论是divide还是unite，选择的方法虽然不同，但都是为了满足人类共同体的共同需求，
时至今日，全球化已经大大拉近了东西方的距离，谁都无法否认全球融合的这个现实趋势正在稳步前行。如果我们打破东西方的界限，把全球人类看作一个共同体的话，东西方范式之争，也就是一次次内部研讨、自我迭代，实在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
技术方式上的取长补短、参考借鉴，不必带来文明根源上的挞伐菲薄，文明的传承之中本就已经有太多基因的融合，再多一些，也不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哪里有一条确定“你之为你、我之为我”的鸿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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