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前台，在有客人的时候要始终保持笑容，没有客人的时候要练习保持笑容，就像我这样。真心话，即使是客人的错，也要全程微笑。可能工作时间脸部肌肉那种职业性的组合方式用的太多了，下班以后，我就像换了一个人，如果你看到我，会以为我是个冷淡的人，我猜空姐、迎宾员这类人一定也有我这样的烦恼。
从我站着的位置可以看到大堂内的所有状况。特别要注意大门，只要有客人进来，不管他是住店还是仅仅坐坐，我都第一时间说“你好”，你可以说这是职业素养，让客人有一种亲切的感觉。正前方是一个小的茶歇厅，有咖啡和淡果汁。我猜有的客人可能会问如果不住店的话能不能喝杯咖啡，我会回答可以，但是从没有人问过，真的，可能是成年人特有的羞涩或城府吧，如同有的人宁愿冒着走冤枉路的风险也不会去问路，一个自尊心极重的的男人面对误解可能会打碎牙咽肚里也不去辩解。如果是我的话就一定会问，这是一个有挑战性并且有点调皮的问题，就像长袜子皮皮（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到邻居家会做的事一样，没来由地摸摸这里，动动那里，仿佛自己才是理所当然的主人。
左边墙上放着一些书，《读者》、《国家地理》、《文化苦旅》、《最伟大的推销员》之类，前面一排欧洲简约风格的沙发和茶几。以我的眼光，那些书我是不会去看的，事实上我发现也很少有人去翻，有的人一看就是不读书的人，他们的目光从来不在那面墙上停留，或者对自己的孩子大呼小叫，或者忙着打电话，还有的捧着手机，几个小时盯着不动，突然磕了药一样疯狂的大笑；另有一类人，他们扫视一番，同样不会去碰，目光转向别处，意思是——没什么值得读。
大厅的正中放了一个鱼缸，几条鲜红又修长的凤尾鱼。每天我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它们喂食，这项工作本属于保洁阿姨，我争取了过来，这说明我有点奇怪，如同凤尾鱼一样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某种小小的举动会更接近于置身梦想的海洋。
最奇怪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酒店业流行起抽掉前台的椅子，我们的经理贴心地顺应了这股潮流，将前台变成了站立式工作环境。据说欧美的很多公司盛行站立式办公，因为研究表明有利于防止久坐造成的亚健康。好吧，我不是程序员，也不是项目经理，他们还有坐的机会，没有椅子，我就要站着整整八个小时。我听人说，站得时间过长脚就会水肿，脚面会肿成猪脸一样，摁一下半天都弹不回来，我观察了好几天，似乎还没有。夏天还好，冬天最受罪的就是手脚，要不停地走动才能“笑纳”穿堂风给予的残酷礼物，手总是冰冰的，每每贴到脸上总会让自己大吃一惊，以为是别人的。我安慰自己说，这就是工作，即使总统也不是事事如意、事事顺心的。但反过来，总统比前台还是有那么一点优势的，至少他可以发号施令，我呢，被发号施令。
我不能自欺欺人地说喜欢这个工作，但我需要它，至少它让我和家里眼巴巴等着我的胖子——一只眼睛受伤的橘猫——能够生活下去。胖子是我在小区路边捡回来的，那天下雨，我在散步，听到了它凄凄的叫声（猫科动物的大杀器，以叫声俘获内心脆弱的人类），我看到的时候，它蜷缩在垃圾箱的中间。我打算忽视它径直进了楼门，没想到它竟然跟了进去，顺便跟进了电梯，顺便进了我的家，一切自然的仿佛它只是离开过不久。顺理成章的，我忙活了几天，为它置办了各类家具和食品，甚至用来打发时间的滑圈圈，除了挠烂沙发，偶尔尿在床上，踢碎过三个玻璃杯等等一系列意外事件，我们相处的还算融洽。
但我需要一个男朋友，一个丈夫。
现实却是，我戴着这恼人的口罩已经两年了。疫情的大流行反反复复，丝毫没有结束的征兆，我未来的丈夫像我一样禁锢在狭小的区域里，碰不到我，看不到我的脸，他怎么做选择呢？说实话，我为他着急。
我站在前台，等待着一个转机。有那么一个小时没有客人了，下午的这个时候客人总是很少，我可以稍微靠一会儿边上的柜台，看着放在上面的手机。
上个周末难得的放两天假，头一天晚上和李娜去蹦迪，喝得有点多，就近在她家睡了一晚上。早晨醒来还昏昏沉沉的，想到胖子还在家里等着，我告别了女友。外面下着小雨，初春的雨还残存着冬天的寒气，雾蒙蒙一片，路上的车都小心翼翼的，人行道上覆满了昨夜从杨树上掉落的毛毛虫。等我走到中山东路的时候，雨停了，太阳撕破了灰色的云雾探出头来。这段路的一边是一大片别墅区，我很好奇富人们的生活是怎样的，每次经过总要多看几眼，指望这些精致的风格各异的建筑能提供一些信息。
这时我看到了那个牌子，斜立在靠近路边的草坪上——草坪修剪的几乎没有了，但一大片灰黄的区域已显出了绿意，春天总是最先受到它们的欢迎——歪歪扭扭，似乎随时都会倒下去，牌子上的白字在阳光下更显得晃眼，上面写着“诚征太太：有意请进”。
什么！我睁大了仍显迷醉的眼睛又看了一遍，有钱人脑子坏了吧，在家门口诚征太太。“Rediculous！”这是我脑海中迸出的第一句话。我停下脚步，产生了第二个想法，“这太有意思了。”
如果让我找一个和自己相像的人，我会说汤唯，就是那种设定一个目标，然后决然向前冲的人，对这个目标以外的一切阻碍、偏见、迷惑甚至谩骂，全都视而不见，全部扫进垃圾堆。不过汤唯永远在清醒的状态下走自己的路，就像在伦敦求学最难的时候她也不会求人，而是靠教羽毛球养活自己。而我往往在清醒与不清醒的边界处挣扎，那种拼一下的劲头会如同诺曼底海滩的巨浪一般冲击我的头脑，让我头晕目眩，分不清前进的方向到底是清醒的海岸，还是命运女神早已织就的牢笼。母亲说我小时候就有一股犟驴的劲头儿，抱着一块木板就跳到河里学游泳，差点淹死在五岁；从褥子底下偷出一块钱请村里的小孩吃糖，在被她打了一顿以后硬是摸黑走到邻村姥爷家告状，把她吓得要死。我看着那个牌子，脑海中的最后一个想法产生了，反正没什么损失，反正是还没有酒醒，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
门竟然开着，看不到人，但似乎里面的灯都开着。脑海里有个声音让我退回去，但汤唯让我进去看看，我决定听她的，于是一边问“有人么”，一边蹭进了门。
好长时间没有人说话，而我的目光立刻被客厅中高高的天花板所吸引，正中吊着一盏美轮美奂的大灯，外罩是黄色的，里面嵌着五盏形态各异的小灯，三只展翅飞翔的天鹅和两头高高跃起的猎豹，散发出朦胧的光芒和华丽的气韵。地板是淡蓝色和淡灰色相间的大理石，与酒店大堂的那种大理石截然不同，不是千篇一律的纹理和粗糙的质地，每一块的色调和纹理似乎都不完全相同，有的如同漂浮着一片蔚蓝的天空，有的却散发着稳定、宁静的灰色氛围。
正对面墙上挂着足有一人高的画，画上趴着一只向前张望的黑猫，神秘的蓝色眼睛和身上的毛发栩栩如生，旁边树枝上挂着几片介于橘红和浅黄之间的柿子叶，其中两片叶子带着半圆缺口，仿佛在提醒残缺才是极致的美。背景从左下角的白色逐渐过渡到右上角的蓝色，黑猫和树枝树叶仿佛悬浮在空中，入定一般，但好像只需要一丝微风，残存的柿子叶就全要掉下来。我死死盯着这幅画，一下子就爱上了它，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自己进来的原因。
不知道过了多久，一声咳嗽声传来。
“你找谁？”我转过身，说话的是个男孩，面目清秀，一身黑色运动装打扮，询问的表情看着我。
我嘴唇动了一下，但是没有发出声，等到第二次发出声的时候，连自己都吓了一跳。“我看到门口的牌子，”我说。
“什么牌子？”
“草坪上。”
男孩不再说话，从我身旁走过，出了门。不一会儿他回来了，手里拿着那个牌子，脸上露出不易觉察的轻松，让我有种掉进陷阱的感觉。
“不好意思啊，”他说，“误会了。”
“我这个人好奇心比较重，”希望这句话让我显得不是特别的蠢。
“这是我昨晚扔出去的，不知道哪个熊孩子给插到了地上。”
我没有说话。
“我们在这里排话剧，这是里面的道具，”他继续说道。
不知道我有没有脸红，总之有点发烫，我不知道该转身就走还是继续可笑地站着。
“这里有咖啡，你要不要来一杯，”男孩一定看出了我的窘境。
“谢谢！”我马上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同时对他顿生好感。
我端着咖啡，“你们排的什么话剧？”
“嗯——荒诞剧，讲一个文思枯竭的作家回到家乡小镇，他在院子立了牌子征婚，希望了解女人心理，激发灵感，然后就遇到了各种人，主要是对话。”
“肯定有很多人去找他，毕竟作家带着光环，大多数人一辈子也没有机会碰到。”
“是，但不是因为他是作家。”
“这有点奇怪了。”
“有个女孩想逃离自己的家庭，父母的控制欲让她感到窒息，她认为自己已经长大，要自己决定怎么生活。还有一个中年女人，她只想让作家帮着一起养大自己的儿子，在丈夫失踪以后。‘没有感情也能一起生活么？’作家问。中年女人说，‘住在一起就会有的。’”
“确实有点儿荒诞，好像爱情这种东西根本不存在。”
“每天各种人物都登门拜访，满脸伤痕的女人求他娶了她，好让她摆脱丈夫的虐待，酗酒的女人端着酒瓶子坐在客厅要和他说话，女权主义者朝客厅扔了一袋子牛粪，感谢他对女性的侮辱，还有人向警局控告他扰乱别人的家庭关系……作家家里每天都像牲畜市场一样熙熙攘攘，人们纷至沓来，又忿忿不平地离去。”
“很有意思，后来呢？”
“后来作家疯了，他只会说一句话，‘让我一个人待着，看在上帝的份儿上！不要抓我的胳膊！’”
“看来女人能把人逼疯。”
“哈，这是一个视角。”
“话剧不是都在剧场排练么？”我有点好奇。
“噢，我们不是专业演员，只是都喜欢话剧，几个人想参加下周的戏剧节表演。”
“那你平时做什么？”我有点后悔说出这句话，明目张胆问人家隐私。
“我是程序员，”他看着我，似乎并不介意。
咖啡要喝完了，我感到不得不离开。但是演话剧的程序员，就好像看到一头在沙漠中游泳的海豚，既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又隐隐有一种想要亲近的渴望。
“你喜欢话剧么？”他问。
“我喜欢贝克特，《送菜升降机》。”
“还有《等待戈多》，剧本上看不出来，舞台上有很多漫长的沉默。”
“那应该挺考验观众的。”
“是啊，不过剧作家也许正是靠这些表达一种观点。呵呵，抱歉，我有点卖弄了。”
我笑了笑，一分钟的冷场，我准备离开了。
“不如到时来看我们的话剧吧，”他没来由地突然说，“我演作家。”
这我应该想到的，戏里面只有两个男性。这个提议还蛮有吸引力，我正犹豫着，他说话了，“话剧一定要看现场才有意思，弗拉德和埃斯特尔坐在荒凉的树下说话，说时间，说生命和希望的消失，而观众和演员离得那么近，台上的角色仿佛随时会冲到观众席大喊：‘看，这才是生活！’，那种感觉是无与伦比的。”他的眼睛放着光，一只手猛地伸向半空，声音略微有些颤抖。
说起来我从没看过话剧，我同意了，于是我们互相留了电话。临走的时候黑猫的眼睛分明闪了一下，似乎对我的举动迷惑不解。
现在，我站在前台，一会儿看着窗外的街道，一会儿看着手机，我甚至记不清他的名字，记电话的纸条一定被我丢在了什么地方。他说会打电话送票来，因此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
大厅的门开了，进来几个客人，其中一个一直盯着我看，有一刻我怀疑他是送信人，我在职业性的微笑中加入更多的真诚和愉快迎着他的目光，这时电话响了起来，我拿起电话，一个陌生的号码。
本文使用 文章同步助手 同步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