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持续升温中，也引发了对该剧的一轮又一轮讨论热潮。公安厅长祁同伟，便是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点。对于这一反面人物，有人觉得他的出现本就是一个悲剧，有人觉得他只是社会某些阴暗面的牺牲品，有人觉得他的一切是咎由自取。抛开这些不论，这段“从天之骄子到最底层司法所，到步步高升再到最后灭亡”的历程，本身就值得我们反思。
与道德相比，制度规范无疑更靠谱
祁同伟，寒门学子，研究生毕业，文中不乏对其学生时代如何优异的描述，为什么会在毕业后直下基层？作出这一分配选择的到底有无标准执行？是否一切只是梁老师出于自身的情伤对社会的报复而降临在他身上？一步到底，无疑是他悲剧的源头。与其说汉大操场的一跪让他心死，不如说老司法所长的白发已经勒死了他的心，汉大浪漫制造者只是一具行尸走肉。
之后一系列提拔的过程中，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形出现，是否有相应的制度规范去明确路该如何走？是否有奖惩机制去保障上述制度规范得以有效落实？在出现违规提拔的时候是否有法补救？权力是个好东西，也可能是双刃剑，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不任性。对于祁同伟式的寒门学子来说，透明的道路，往往更有可能成为贵子。这何尝不是对社会的信心，对国家的信心。制度虽然冰冷，却是扎实有效的，更能保证公平。
只是像我们这样一个人情社会，人情的温度是每个人都不能忽视的，此种情况下制度的摸索与创建显得更加艰难。而这种艰难也更加凸显其重要性与必要性。有章可循，有规可依，既是给寒门学子的希望，也是给民族进步的信心。人事敏感，人情的搀和使得更加复杂，体制内的朋友尤其是组织人事口的朋友，何不对制度与执行制度的制度作个思考呢？给每个人的公平正义，如何避免下一个祁同伟的出现，机会的均等，还要多少努力才能真正搬上台面。最自私的讲，你我每个人都随时可能因制度缺失而受害。
心态问题，是个大问题
祁同伟的步步提拔，开始应该说没什么大问题，缉毒英雄的称号是拿命换来的，本身的能力也够，至于高育良提拔这位自己的学生，有什么问题？《走向共和》中李鸿章曾说，不让我任人唯亲，难道让我任人唯疏？人性的弱点，你我是否都有，一方面对于腐败的痛恨，另一方面是对没机会腐败的叹息；一方面气愤别人以权谋私，另一方面恼火自己没有关系可找。各位看官心中，是否对祁同伟因上述原因已有偏见呢？又因为偏见的生活化而使得其形象扭曲的熟悉化？
再说祁同伟，汉大操场跪出了一个厅长，却跪死了一个人的心理健全，从此脑中满是名与利。扭曲的人格，必然导致扭曲的三观，必然想要扭曲的补偿。拼了命想去升官，无非是对当日一跪目的明确化；敛财无度，恐怕是寒门出身与工作伊始诸事的恐慌；与高小琴的纠葛，不管是否真爱，也是对感情的自我补偿与满足；对亲人的无底线帮助，也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味道。如此，为遮掩而谋害陈海等一系列犯罪，便是踏上不归路后无法回头的选择。假如他多一丝的感恩与知足，何至如此，一个被内心困死的人。
于我们每一个体制内人员，心态都是个大问题，尤其面对提拔的时候，叫屈者无数，气死者也有。个人观点，平淡看待，比什么都强。一方面，每个人的努力程度不一样，你看到了别人的金牌，未必看全了人家流的汗水。另一方面，总是要知足一点。农村出来的我，不用再下地了便知足，何况有不错的工作环境，有活干有钱赚，比上不足但比下有余，惟有努力工作去让自己过得更充实。
做官与做事，这是个大命题
祁同伟拼命想干上副省级，不惜投机取巧，锄地哭坟，搬上荧幕一幕幕显得颇为滑稽招人烦，可是现实中又有多少人是这样做的或者做的更加恶心。这一角色之所以让人觉得真实，其中一个原因也许就是太多人觉得这个人熟悉，比起高大全的沙瑞金，比起能干三十多年正县级领导还没到退休年龄的易学习，比起折腾不休还能“年轻有位”的侯亮平，这一周梅森也偏爱的角色更贴近我们的生活圈。
既是身边或者自身也存在这情况，那么体制内的朋友，又要如何面对得失与成败，如何面对位置与位次。做官还是做事，二者既是密不可分，又是有很大差别。既定的岗位是否可以做出更大的成绩，还是不断单纯的去追求更高的职务。对德与位是否匹配，能与位是否匹配，是否应做出及时的反思？
个人观点，做好手中事，尽职尽责，必须放在首位。如果你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那么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不出事，本就是应该，这是人民所托付，如李达康，如易学习。如果你只是想混日子退休，那么该干的也要做好，太过分如孙连城，怕是少年宫了要。如果你对入门找关系很热心，那么干好工作能最直接说明你“有用”，毕竟没人喜欢提携废柴，太丢人，祁同伟一路升至省厅长，绝非仅仅靠老丈人，高老师，自己的能力与拼搏，也是必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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