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二下午,出了禄口机场,外面正飘着蒙蒙细雨。大概是在北方的城里养尊处优惯了,老家的阴冷,我竟真的不太适应。
“电暖气早早地就开了,别冻着了。”母亲穿着臃肿的棉衣,挪动着并不灵便的身子,一脸的兴奋。离别了一年,欣慰的是父母一如从前,并未增加更多的老态。
父亲已买回了过年所需的花钱、对联,以及过年期间的吃食。我并不要为准备年货而操心。
想到父亲岁数大了,难免会有所遗漏,自己好去超市买齐。
“鱼、肉,素菜都有,过年也吃不了多少。”父亲指着塞得满满的冰箱,告诉我。
“要不,买点糖果吧。”我说。
“现在,哪里还有孩子拜年啊。”父亲摇摇头。
我忽然想起,是啊,好多年了,的确是没见过小孩拜年了。
记得很小的时候,刚进腊月,甚至是更早些时候,我就会算计着哪天过年。新衣服不敢想,老家有句俗语,“新老大,旧老二,补补刮刮是老三。”我是老二,算上姐姐就是老三,怎么排,都难得有一身过年的新衣。
然而,家里过时过节有好吃的,倒是仅着小的。因而我巴望着过年,仅仅是为了能吃上一肚子平时吃不上的荤腥,奶奶给的两角压岁钱,还有拜年时,庄里人家给的小糖、花生、粿子之类的零食。
每到除夕,我和哥哥贴对联,父母则忙着做年夜饭。年夜饭年年不变样,一碗让人垂涎的红烧肉,一碗意义非凡的红烧鲢鱼(年年有余),红烧豆腐寓意为“都富”,红烧血块寓意为有“血财”,芋头汤寓意为“遇好人”,当然茨菇、百叶、黄芽菜炒成一盘的”黄尤杂菜”也是必不可少。
那时,年夜饭也称作“守岁酒”。吃完年夜饭,父亲洗簌一番,换上平时舍不得穿的天蓝色对襟褂子,在家神柜中间的香炉里点上香,再点燃烛台上两支大大的红蜡烛,刹那间,明晃晃的烛光就照亮了不大的屋子。
放完鞭炮,我和哥哥姐姐们一人拿着一包母亲备好的开口粿子(年初一,只要吃了开口粿子,说了错话也不要紧),钻进被窝。父亲则独自把初一早晨喝茶所要的大蒜、百叶洗好装盘,然后把给爷爷奶奶送早茶的红枣煨在锅里,忙完这一切,便默默地坐着守岁。
那时,我并不知道父亲连年守岁的意义,或许,对于父亲来说,在烛火通明的屋里,默默地守护和等待的,是来年有个更好的愿景。
我不知道父亲夜里睡了没有,只知道初一天还没亮,就已在父亲的放炮声中醒来。这时,家中就陆陆续续的有小孩过来拜年,父亲会挨个发糖,有稍大一点的孩子,表明不要糖只要香烟,父亲便会发上一支,临走还不忘照应一句,“小孩子不能抽啊,拿回去给你爸。”
我会跟其他的孩子一样,先是给家族中的长辈以及哥嫂们拜年,然后满庄子跑,认识的不认识的,见到人就是“恭喜、恭喜”,见门开着就进去,管他熟与不熟,就是一通“恭喜发财”。一上午下来,便有了不小的收获,大多数人家给糖、花生和粿子,也有条件不好的,给几个蚕豆,还有人家给把炒米。然后,这些糖,便会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喂养着我肚里的馋虫。
光阴荏苒,几十年弹指一挥间。而今,人与人之间,似乎越来越陌生。现在的村庄,除了留守的老人,年轻的大多迁居外地。站在老宅边上的唐家巷,南北看了看,这个曾经热闹非凡的老人巷,如今已是断壁残垣,荒芜一片,再也见不到新年前的那份期待与躁动。
父亲年事已高,早已不再守岁。父亲说,现在的日子,天天是在过年,哪还要守什么岁!除夕夜,点上蜡烛,敬上香后,与妻聊起从前吃撑的事,很是感慨,妻说,那时,哪个孩子没吃坏过肚子,没欬过馊道味。
预告了很久的雨雪没来,明媚的阳光温暖着新年。习惯了晚起的我,还是起了个大早,喝了父亲烧好的红枣茶。
路上行人稀少,鞭炮声还在零零星星地响着。
陌生的面孔擦肩而过,偶遇一熟人,互道一声“恭喜,恭喜。”来不及寒暄,那人便忙着找地方打麻将去了。
冷风吹过我的面颊,我下意识地裹紧了棉衣。这时,一只肚子滚圆的流浪狗,从一间废弃的丁头府的破门里探出头,朝我望了一眼,很友好地“汪汪”了两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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