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家河村山地图（张锋摄）
一九八六年，我十岁，第一次真正踏进学校的大门。学校坐北朝南，进门两边分别是五六年级教室，穿过大院，花坛后面排着一、二、三年级的教室。西北角是灶房，西南角那排房是老师办公室，南边连着四年级的课堂。一切都规规矩矩，透着陌生的郑重。
而我最初的“学堂”，却不在那些正经的教室里。它在西边那个高大的戏台子上——那儿叫“红幼班”，也就是现在的幼儿园。老师是邻家嫂子，我叫她元娥姐，年轻又漂亮。小小年纪，也懂得欣赏这样好看的女老师。第一节课，她教我们唱歌跳舞，那旋律我至今还会哼：“牙齿刷的干干净，干呀干干净，自儿脸自己洗，自呀自己洗，亚克西，亚克西，亚克西……”童音嘹亮，响彻戏台。
跳“亚克西”时，右脚要迈出去，脚尖高高抬起，同时伸出右手大拇指——活脱脱就是现在的“点赞”。儿歌在最后四声清脆的“亚克西”中落地，欢快地结束。可那时，我们只管傻乐，哪懂“亚克西”是什么意思。直到多年后才知道，在维吾尔语里，是“棒”，是“优秀”。
那阵子，我每天都盼着去戏台子，跟元娥姐唱歌、跳舞、做游戏，觉得上学就是这么好玩的事。但没过多久，戏台的新鲜劲儿过了，我就被同村的小月姐“勾引”着，跑去当了放羊的伴儿，到底还是山野的风自由。
她家羊圈的圈门，是用几根粗糙木头钉的。清晨，“哐当”一声门闩响，积蓄了一夜的羊粪混着草料气味扑面而来，小月姐舌尖抵住上颚，发出一串悠长而有力的颤音：“得儿——”那是放羊倌特有的号令。我怎么也学不来，只站在后面又惊又喜地望着，那些云朵似的白羊，擦着我的裤腿涌过去。
到了她家庄子背后的山坡上，羊群像被风吹开的云朵，四散开来，各自埋头啃食。真正的“放羊”开始了——羊吃它的草，小月姐挎着笼、拿着小刀去挖野菜，而我，则完全属于山野。追蝴蝶，找野果，用狗尾巴草编小兔子。她的羊群在视线所及的绿色里缓缓移动。那时的天，真蓝；那时的风，真自由。我以为日子会永远这样，像坡上的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
然而，时代的脚步，比羊群的步伐更快，也更坚决。没过多久，“扫盲队”扫进了我们村，工作组同志挨家挨户了解情况，学龄的孩子，都要回学校，一个也不能少。我和小月姐这才脚后跟掰顺，被“请”回了那所规规矩矩的学校。那时总以为山野是自由，没想到上学会是另一条路。
这一回，直接被安排进了一年级。三个人挤一张长条桌，共坐一条长板凳。粗糙的桌面上，还留着上一届学生的“书法”——用小刀深深浅浅刻出的字，那个“早”字最是出名。我们的学习，就在这“早”字上头，真正开始了“a、o、e”和“1、2、3”。
第一次数学测验，结果让老师哭笑不得。全班除了景红民同学考了2分，其余所有人，清一色的零分，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瞪着卷子上那些陌生的符号，像羊群瞪着陌生的栅栏，一片茫然。
也就在那段时间，家里的变故突然降临。有一天，大伯冲进屋里急问：“三娃的袄子呢？”母亲一愣：“他穿走了啊。”“快再找一件！”大伯语气焦灼。母亲慌了：“出什么事了？”大伯没多解释，抱起衣服匆忙离开。
在此之前，母亲总说心里慌慌的，魂不守舍，此刻，她的腿都软了，那种不祥的寂静，比号哭更揪心。
没过多久，三哥被一辆架子车推回来。他披着棉袄坐在车上，胸前布满馒头大小的水泡，薄亮得吓人。听大人说，他是替人开拖拉机送砖，上坡时车头猛地一扬，水箱里的滚水浇了他一身。我边哭边骂那个害哥哥受伤的人。三哥送去医院没住几天，医生给开了药，让回家养伤。
出院后，漫长的养伤期成了全家人的酷刑。一床被子不能贴身盖，得用一个拱形的铁架子支开，为溃烂的伤口留出喘息的空间。每天换药是最锥心的时刻，二哥会先把母亲支开，然后和几个叔伯一起，摁住三哥的腿脚，以防他因剧痛挣扎。镊子扯开与脓血长在一起的纱布，每一次撕扯，都伴随着三哥撕心裂肺的嚎叫和新的脓血涌出。母亲躲在窑背上偷偷抹泪，整个家都被这疼痛浸透了。
当大人们忙活时，伺候三哥的细活就落在我肩上。我站在炕头，给他剥一整把瓜子，将仁儿喂进他嘴里，自己一粒都舍不得吃。他耳朵痒，我就小心翼翼地给他掏；大小便不能下炕，我就用铁锨头铲好炕洞灰，从支开的铁架子下给他递进去，小便递上的是罐头瓶。
伤口不那么疼的间隙，三哥就开始辅导我作业。数学题我常听不懂，经常被哥训斥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可他训完，额上渗着冷汗，又更耐心地给我再讲一遍。就在这混合着药味、血腥味和眼泪味的炕头，那些“1、2、3”，渐渐露出了它们本来的模样。
也许是想从哥哥的痛苦旁逃开一会儿，也许是真想弄懂他拼了命也要教我的东西，我学习越来越用力。多少个夜晚，煤油灯把炕头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我趴在炕沿上，一遍遍地演算，手指把铅笔都攥出了汗。实在算不出来的时候，我就盯着炕席上的纹路发呆，想着三哥被烫伤那天该有多疼——想着想着，那道题好像也没那么难了。骨子里那股不愿再得零分的倔，被炕头上的煎熬催生出一种狠劲。
直到下一次考试，我的名字破天荒地排在了最前面——总成绩第一名。领奖的时候，手心都在出汗，心也激动得打颤。奖品是一支笔——那不是普通的笔，笔帽上藏着个神奇的装置，像万花筒，头上有按钮。每按一下，眼睛凑近那个透明的小孔，里面就会变戏法似的，跳出《西游记》里的人物：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唐僧……好神奇啊！
那支魔法笔，是我灰扑扑童年里一道遥远的光。它告诉我，那些趴在炕头、混着眼泪算过的题，那些从亲人苦难里生发出来的力气，都没有白费。
后来，我当了班长，教室门的钥匙归我掌管。我握着那把冰凉的铁钥匙，忽然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握住了一点能打开什么东西的力量。
很多年后我才真正明白，哥哥在病榻上的辅导，和他身上那种沉默的坚韧，注入我骨子里的，是面对任何陌生“栅栏”时，都要咬牙翻过去的本能。而那只神奇的笔，则像一个嘉奖的印记，让我瞥见了知识所能带来的、如万花筒般绚烂的可能。它们一前一后，共同扭转了一个放羊娃的命运轨迹。
如今再想起那些漫山跑的日子，不再只记得自由，更感激那场扫盲的风、那个疼我的哥，把我从青青山坡拉回课桌，拉向更远的人生。
那支笔，我早就用完了；三哥的伤疤，也早就长好了。可那段日子留给我的东西，却像老家门前的河，一直在心里头淌着——它让我信，只要肯学，只要身边有拉你一把的人，再难的路，脚下也能踩出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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