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十五年戊申(1188)，陆九渊五十岁。他一方面在贵溪应天山讲学；一方面读介甫书，用“心学”的锐利武器，以大无畏的精神，写下一篇划时代的檄文——（荆国王文公祠堂记）（原文见（陆集）231一234)。
王安石(1021一1086)字介甫，临川人，与陆九渊同乡（金溪原展临川，宋淳化五年始立县)。北宋神宗朝名相，“熙宁变法“的主要就政者，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文学家、诗人，也是民族精英。
“王安石变法”是震撼世界的大事。变法者，不守祖宗法也。王安石是个巨人，他在尖神宗赵顼的支持下，实行变法，富国强民。但是，变法损害了贵族、豪门和既得利益者，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反对，在“民族心”未全觉醒的历史条件下，变法失败了。在赵顼、王安石死去后的百余年中，王安石被骂臭了。这是民族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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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生前就清醒地认识这一点。他写过一首（读史）诗：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黯阀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王临川集》卷二十五
大宋王朝到了徽宗赵佶即位，任蔡京为相，既骂变法派，又骂保守派（元祐奸党）。腐朽透顶，侈靡成风，内空外患，奄奄一息。在金兵人侵下，民族危机犹如累卵。靖康元年(1126)，徽宗在军民愤激的形势下退位，号“教主道君皇帝”，称“太上皇”；太子钦宗赵桓即位。统治者为了安定民心，总结所谓“历史教训”，投鼠忌器或为尊者讳，或刻舟求剑，或胶柱鼓瑟，在政治思想上转移视线，掀起一个声嘶力竭的“反王汹潮”，大骂王安石。
钦宗下诏曰：“今日政令，唯尊奉上皇诏书修复祖宗故事。群臣庶士，亦当讲孔孟之正道，察（王）安石旧说之不当者，羽翼朕杰，以济中兴。”皇帝一开口，朝野上下一些奸邪小人，蜂拥而上。
道学家杨时立即出面公开发难。杨时，字中立，自号龟山先生，南剑将乐（福建南平）人。他是程顾得意门生，“程门立雪”就是他的故事。他上书道：“…今日之祸，实安石有此启之。谨案：安石挟管、商之术，饰六艺以文好言，变乱祖宗法度。…安石独侣此说，以启人主之移心。后蔡京辈轻费妄用，以倍靡为事。安石邪说之害知此。伏望追夺王舟，明诏中外，毁去配享之像，使那说递辞不为学者之意。攻王保蔡，实质为察京开脱。饮宗立即准奏，下诏罢去王安石的孔庙配享，改为从把。一时，王安石和“熙宁变法”成了众矢之的，被骂得一塌糊涂。
一边公开“骂王”，一边偷偷的敬“番王”。无奈金朝欲壑难填，久病屠弱的宋王朝，不堪一击，靖康元年十一月什五日，金兵攻破汴京，掳走微钦二帝及宗室家属，宜告北宋灭亡，写下中国历史上王耻辱的一页。
赵构侥幸南渡，建立苟安的南宋小朝廷，是为高宗。高宗吓被了胆，继续执行投降路线，与泰桧狼狈为奸，捧送祖业江山，乞膝求和。在政治思想上沿袭饮宗，老谱新用，又一次掀起“反王证需”：重用杨时为工部侍郎兼内殿侍讲，褒扬并追封神宗朝“保守派”一元茄党人。抬高程颐，追赠“直龙图阁”。赵构在制书中尊称伊川先生（程颐）为“老师大儒”。“自得于正心诚意之妙”、“高明自得之学，可信不疑”；攻击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是“曲学阿世”，销毁王著（三经正义），褒奖并推广杨时篡改王著的（三经义辨），提倡“正心诚意”的“程学”（程颐的道学）。儒林一时程学大兴，崇信程学的儒生都得到重用，依附程门的秀才竟是中举做官的捷径。接着是紧锣密鼓的口诛笔伐，不惜用卑鄙手段篡改历史，全面否定王安石变法。如范冲(《唐鉴》作者范祖禹之子)重修《神宗实录》，杨时著（熙宁日录辨》等。其中最无耻的是“附物”邵伯温（北宋道学家邵雍之子），假托苏洵的伪作（辨奸论》。先胡诌他的父亲邵雍生前曾听到杜鹃鸟的怪叫，早就预测王安石为相，天下必将大乱；又煞有介事地造谣，说王安石前生是只山野成妖的小狗獾(huan)，野兽出世当然是“凶神恶煞"的。又说邵雍曾经梦见王安石的儿子王雱(pamg)的魂魄，技就锁在地狱里受苦，代父亲续“熙宁变法”罪恶因而早死。王氏断后是受“天理”报应的。（辨奸论）以芜蔓驳杂的文字，同样打扮苏询是个“预言家”，生前就攻击王安石“阴威险狼，与人异趣，“是王衍户合而为一也生。又说王安石平日从不洗脸，也不梳头，不换衣蓬头垢身，所谓"衣臣虏之衣，食大武之食，因首表面，而谈诗节光岂其情也意：儿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愿心)？竖习、易开方是也等等。此种荒诞不经的谣保，肆意低毁的谎言，新文扫作，竟也时你设套装天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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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秦桧、杨时等给王安石加上最大的“罪名”是：北宋亡国、徽钦之辱以及王朝政权南迁，都是层宁变法所造成的：其实质也是转移民众视线，为投降实国张目。中途虽有小变，绍兴十四年(1144)，秦检出于排除异已的需要，管提倡“尊孔禁程，但反王”却是一贯的。在南宋，攻击王安石最卖力的是朱熹。他在讲学、文章书信中常用否定、贬损之词论评王安石：并与杨时一个腔调，攻击“安石以其学术之误，败国殄民注。他十分欣赏（辨奸论），深信它是苏询所作；将它收在自已编著的（五朝名臣言行录)中，并摘录〈辨奸论)一些文字。在减否王安石的历史观上，陆九渊与朱熹完全不同。他写信给抚州太守钱伯同（象祖）说出《荆国王文公祠堂记)的创作动机：“故新法之行，当时诋排之人当于荆公共分其罪。此学不明，至今吠声者日以益众，是奚足以病荆公哉？祠宇隳败，为日之久，莫有敢一举手者，亦习俗使然耳。执事慨然而一新之，非特见超卓，其何能如是？比得倅车书，谓执事欲以记文下委，不觉喜溢支体。盖兹事湮郁，深愿自是一发舒之。”(《陆集)121一122页)
王安石的故里一抚州盐埠岭（又叫：羊背岭、灯草巷、邓家巷），在王安石逝世后，知州田登先生曾集资筑“荆公祠”（据王氏宗谱〉），百余年来已经破旧待修。淳熙十四年(1187)，抚州太守钱伯同（象祖)先生倡议大修“荆公祠”；谁知因受“反王”奥论的毒害，州里人居然不敢举手。但钱伯同仍然坚持原修茸计划，要一位姓车的副职官写信给返乡的陆氏，邀请他写篇记文。陆九渊欣然应允，遍身血液沸腾，甘冒风险，揭示湮没百余年的大案真相，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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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下简称（祠记）)体现了陆子文章的一贯风格：端庄凝重、洗炼。但，立论却是棉里藏针，隐而不露。其大义凛然，开言见胆，一反当时已经形成舆论的世俗之见，旗帜鲜明地肯定变法，肯定王安石，指责元花君子，其弦外之音则是一篇指向孝宗、王淮以致朱熹的战斗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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