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观点：中国古代没有市场经济，只有现代改革开放后才出现。
罗辑思维说，中国古代的春秋时期，辅佐齐国公子姜小白成为春秋五霸中首霸的管仲是市场派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大师。这头衔比起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功绩还要酷上N倍（N>100），所以罗胖说非常怀疑管仲是现代穿越回去的。提起管仲就想起他说的一句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觉得非常有道理，人只有吃饱穿暖后才体现出社会性。我们可以从很多书籍中看到人饿起来也会吃人，还讲什么荣辱礼节。
先来看看管仲怎么在农耕社会实行自由主义经济？
管仲的自由市场经济总体思想是放活微观，管制宏观。国家管大的，民间管小的，正确处理好国家与民间的关系。
放活微观，创造好的投资环境，鼓励老百姓做生意，也鼓励各国商人到齐国做生意。类似于今天鼓励大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吸引外资。
管仲善于用价格杠杆来调整市场，比如他对齐桓公说你国库里征收这么多布，就不再要征收布的税了，要在征收麻的税。因为一征收麻的税，就会抬高麻的价格。相当于抬高原材料价格，原材料价格抬高一倍，成品价格就会抬高两三倍。这时候你再把国库的布往市场一卖掉，国库不就充盈了吗？这是典型的政府剪百姓羊毛。也是管仲的轻重术。类似的还有管仲对鲁国，衡山国等国家发动的经济战。大大剪了这些国家的羊毛，充实了齐国的国库。
管仲还不止于此。他还提出管制宏观。齐桓公跟管仲说：我们得征税，征收人头税，房屋税，遗产税.....管仲说：这么干多费事啊！我们只要官山海即可。在农耕社会，盐铁是国家经济命脉，这两样东西就在山和海里。也就是把经济命脉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实行盐铁专卖。相当于现在的国有企业垄断电力电信等等行业，那是暴利。管仲的税收思想跟西方几乎一致：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取之于无形让人不怒，就是收税而让百姓没有感觉。就像我们今天，政府直接在每月工资扣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我们没有什么感觉一样。管仲只要稍微提高盐铁的价格，就能大幅提高国家财政收入。管仲这一套可是说是“收”，收归国有，加强中央集权。
西汉初年，国家很穷，国家政策就一个字：放。轻徭薄赋，无为而治，于是有了文景之治。但是同时地方变得特别富有，有了对中央发起挑战的能力。就有了“七国之乱”。大家发现这么放是不利于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的。那怎么办？一个字“收”，汉武帝发布“推恩令”，收回财权和中央事权，削弱地方势力。汉武帝任用桑弘羊主管财政，执政40年，大大提高了国家实力，但同时也出现了国富民穷。桑弘羊是怎么施政的呢？
桑弘羊第一招：金融管制，收回铸币权，也就是货币发行权。第二招：价格管制，盐铁酒专卖。国家富强了，卫青、霍去病有钱去打匈奴，但是人们贫弱了，民不聊生。汉武帝晚年发布罪己诏，说自己错了不该这么收，于是他去世后就开始放。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这其中的规律：穷，放开政策，搞活经济，地方开始富有，酝酿挑战中央的可能，一统的趋势开始出现瓦解的趋势。于是就开始“收”，造成国富民弱，国进民退，天下开始陷入不安定。于是又开始放。我们可以看出收和放的大循环。中国经济，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
一眼望去，中国几千年的经济也是如此循环，文景之治的放到汉武帝的收，再到汉武帝去世的放。唐朝初年的放，造就大盛世，结果地方强大，造成安史之乱，之后再收。宋朝一开始是放，最后王安石变法是收。明清一看干脆就是收。民国初年开始是放，民间资本强大，各种钢铁大王，面粉大王、火柴大王等开始出现，中央变弱。蒋介石上来后1927年开始收，银行归为国有，民间企业收归国有，结果民不聊生，直接导致政权覆灭。可以看出只要我们维持大一统这个内核和中央集权不变，我们就跳不出这个收和放的循环。就像发展是硬道理和稳定压倒一切。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跳出收和放的循环呢？汉武帝时期，一堆儒生质问桑弘羊的盐铁专营政策，说你这么干搞得民不聊生等等一系列问题。桑弘羊逐一回答，问了三个问题：第一、如果不这么干，战争的开支哪里来？第二、如果不这么干，中央政府财政支出从哪里来？第三、如果不这么干，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避免？这三个问题叫“桑弘羊之问”。问儒生们是否有可替代的建设性方案？儒生们回答不出。
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桑弘羊之问”，无论我们的GDP重量有多大，无论我们有多现代化，我们都不能跳出这个收和放的循环。
读书使人明智。有吴晓波老师著书《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又有罗胖为我们解读，把中国经济的拉长了2000多年来看，把中国经济当做一个连续性的过程来看。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因“大一统”的内核和中央集权的存在，使得我们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始终在收和放的循环之中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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