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花落在勋章上
山褶里的光
清晨五点的山沟还裹着黑蓝布衫，我蹲在坝沿搓着掌心的老茧。远处崖畔的杏树突然簌簌晃动，惊起三两只夜鸮。它们掠过蓄满春水的坝塘，翅膀尖扫碎水面上那枚摇摇欲坠的月亮。
这是进京前最后的巡山。羊皮坎肩兜着料峭寒风，脚底布鞋沾着陈年的腐殖土。铁锹插在去年新栽的核桃树苗旁，木柄上歪歪扭扭刻着"杨"字——就像父亲临终前，颤巍巍塞进我手里的那把旧锹。
“找不到北京就打开锦囊包！”两岁的孙子在我临行前偷偷塞给我一个塑料包，包的严严实实。出发前，我小心翼翼地打开，这就是搬家时留在老宅子窑洞的中国地图，破烂不堪，但我还是怀揣着它走出了山沟沟。
北京我来了
四月末的长安街飘着柳絮，像我们山沟开春时的杨花。警卫战士的帽徽在阳光下灼灼发亮，我数着大会堂台阶上云纹浮雕，忽然被自己布鞋踩出的泥印惊着——昨天在火车上蹭的黄土，此刻正明晃晃嵌在大理石缝里。
在人民大会堂，那些穿西装打领带的企业家，鬓角染霜的老科学家，他们胸前的勋章摞得比山杏还密。当我捧着奖章时，会场穹顶的群星灯霎时化作家乡的银河。奖章落入掌心的瞬间，我听见遥远的山梁传来布谷鸟的初啼。
夜雨浸透申请书
返程火车穿过秦岭隧道时，我摸出贴身揣着的奖章。暗红锦盒映着车窗外的暮色，金属光泽流转如我们新筑的坝塘春水。上铺干部模样的旅客探下头来夸赞，我却突然想起二十年前那个暴雨夜——山洪冲垮了我刚刚筑成的堤坝，泥浆里漂浮着折断的枝桠，像极了，此刻窗外被疾雨打蔫的泡桐花。
到家当晚，第一件事就是喝上我的罐罐茶。昏暗的灯把入党申请书的格子扯得忽大忽小，我在文化程度一栏写下了“小学”还备注上“二年级”，钢笔尖悬在“对党的认识”那栏，迟迟落不下去。儿子把我的奖章看了一遍又一篇。放下奖章的瞬间，才看到了我的入党申请书，儿子看到我木纳的表情，就主动握笔听我口述。天蒙蒙亮时，我用笨拙的手，重新抄了一遍入党申请书。
高接换头有新枝
七月流火时节，草庙林业站带领着村民，与我交流果树栽培。他们来的正巧，我在山坡的杏树林，对麦黄大结杏”高接换头”，换上了新引进的曹杏。我攥着剪枝刀示范嫁接技术，汗珠顺着脖颈滑进的确良衬衫。“老杨呀，专家不是说咱这海拔不适合种水蜜桃？”我们村支书捏着接穗撇嘴。我掰开他掌心放上两枚梅李子：“三十年前专家还说咱这儿长不出苹果呢。”
深秋时节，县林业局的人对着满坡嫁接苗直咂舌。那些柔嫩的新枝在西北风里昂着头，像极了表彰会上戴红领巾献花的孩子。我们村支书也跟着县林业局的人也来了，他悄悄把我拉到坝上，从军大衣内兜掏出个皱巴巴的信封——里面是张摁着红手印的入党申请书，原来就是我递交的入党申请书，我终于被组织接受了。
（文︱木易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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