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修辞：一群默默无闻的酱油党

修辞，顾名思义，就是修饰文辞。长期以来，修辞一直被当作一种“手法”对待，其实修辞不仅仅只有手法意义，本篇文章，我将总结一下我关于文学性修辞的几个论断。需要声明的是，本文所涉及的内容和说法都是我个人思考的结果，所使用的一些“准术语”也未必正规、严谨。

一。导言

修辞有几百种，最常见常用的有几十。按照我的认识，常见的修辞可以粗略地分为两大类，第一种叫形容性修辞（或称阐释性），例如比喻、拟人、通感等。第二种叫形式性修辞（或称格式性），例如顶针、对偶、排比等。

从其功能而言，又可以把这两个类别称为直接修辞和非直接修辞。直接修辞就是直接用来修饰文辞，起到类似“举例”的作用。非直接修辞则是从形式上规定文辞，但不从内容上对其造成影响，所以是非直接，而不是“间接”。

二、修辞即关系

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狄德罗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美在关系。修辞本质上是一种关系，尤其是形容性修辞，是叙述正文部分与修辞部分之间的关系。修辞之美不在于叙述或描述之美，而在于逻辑之美。修辞所反映的不是叙述的此时、此地、此事的细节，而在于作者主观主体对正文表达对象的判断与联系。它是作者与叙述对象发生关系之后产生的，它不是叙述对象之一，所以它是关系。

联想是修辞的基本精神。在日常语境下，联想和想象通常被合称为“想象力”。但在讨论修辞的时候，我们必须区分这两者。所谓想象，即是“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比如编一个不存在的故事。而联想则表现为“由此及彼”，由A联想到B。联想更加直观地呈现A与B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的重要性有时更高于A或B本身。而修辞的精神恰恰就基于此。

只要存在关系，就存在互动与对话，修辞正是浅层文本与深层文本的互动，是写作主体的意识与潜意识的对话，是局部思维与整体思维的博弈。从这些相互关系之间，产生文本的“第三者”，从而丰富文本的内涵。然而这个“第三者”是深入之后的产物，我们只能通过对A与B的研究得出。而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就是B，因为没有B，就没有A与B的关系。这个B项就是修辞体。

在一篇文章中，修辞并不是必要的。但是当我们把一篇文章纳入到文学的范畴进行考量时，修辞的有无与质量就是反映文章文学性的关键参照。修辞部分与正文叙述部分犹如人之两性，没有修辞的文章就如同一个单身汉，他固然也可以无阻碍的生活着，但它是孤单的、干枯的、男权的、偏激的、顽固的，甚至是性变态的。它处于一个危险的内环境之中，需要有一种东西使它得以保持平衡与平静，那就是修辞。

所以，修辞体与修辞对象之间的关系就是两性关系，是类似两性伴侣之间的相互补充和阐释。除却任一都是不完整的。单独歌颂男性与女性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会去歌颂爱情。爱情就是关系，恰如我对修辞的重视。

三、修辞即文体

但是修辞的意义还远非这么简单。如果说一篇文章所叙述的事件或观点反映的是作者即时的思维的话，那么我们从他所使用的修辞之中，可以窥探到更加丰富的信息。一篇完全不使用修辞的文章，我们可以感受到“不存在”的修辞给作者造成的压力。例如一篇公文，是绝对不会使用文学性修辞的，而这种不能出现的话语，对行文的作者产生了一种隐性的诱惑。

而一篇文章中最能反映作者思维模式与思维水平的，也正是修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通篇尽是俗滥比喻的文本，与一篇随处散落着新奇比喻的文章，它们的作者的思维模式是有多么大的区别。我们甚至可以从人群中就把他们实实在在地挑出来。人是天性崇尚美的，不管文化或审美水平的高低，一个人，并不会主动地在自己的文章（犹如自己的亲生孩子）身上，“穿戴”那些别人用坏了的旧东西。所以这种行为举动本身，至少反映了作者本人匮乏的精神材料，糟糕的教育经历，和显著的群体惰性。

文字中的修辞便是反映作者深远经验的信息点，它是文字当中的深镜头，而叙述的正文部分是近景镜头。我们可以从叙述的正文看到作者当时当地临时的观点和想法，但他使用的修辞则告知我们他的意识形态背景。他是怎样一个人、从何而来、有过什么经历，他或他的观点将走向哪里，是否具备与我们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这就是修辞里泄露出来的机密。如果说叙述正文是台前演出的演员的话，那么修辞正是为他们搭起的舞台和帷幕。即使演出结束，演员解散，可是舞台还在那里。

正是因为修辞的这种深层透视作用，所以我说，修辞正是文体本身。因为就算舞台上的演员突然打起架来，也没有任何一个观众会傻到上前去劝架。而当舞台和帷幕撤走，仍然是那两个演员撸起袖子要干架，观众们一定会在心理开始琢磨，是要上去拉开他们呢，还是远远走开，以防被殃及。可见，有没有帷幕和舞台，正是区分语境的凭据，而这帷幕和舞台，如前所述，就是修辞。

四、 媒介即修辞

文学性是文学的基本特征，但是文学性是一个非常宽泛而模糊的概念。不管是绘画、戏剧、电影、漫画，甚至音乐和雕塑，都多多少少融杂着一些文学性。而我们所说的文学文本，也就是单纯只由文字按照一定的语法和逻辑联结构成的白纸黑字的文学作品，它也必须有其独立于图片、戏剧、影视的存在意义。而这种支撑起文本文学之独立性的东西，恰恰就是其媒介本身。

昨天我在一篇文章中看到一句话：“文字只是符号，重要的是其背后的意义。”实际上，这是很多人对“文字”的看法，这种看法可能抱着一些“无所谓”的心态。文字的确是符号，但它并不只有符号意义，准确地讲，其符号意义本身就内涵着媒介意义，而媒介即传播之所依。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说过一个震惊世人的论断：“媒介即信息”。在这一言论提出的上世纪60年代，传播手段还不发达，于是很少人能够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事实也是如此，当时大多数人觉得这老头一定是疯了。而如今，没有任何人会否认，媒介本身就具有内容的价值。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时候，文字就是一种内容，是内容以外的内容，它与它所呈现的所谓“意义”有互相规定的作用。有些内容适合拍成电影，有些内容则只能用文字表达。这就是文本文学的独立价值，它无可取代，而这种价值就包含在它所使用的媒介——文字当中。文字这种媒介，对文字所表达的内容有一种特殊的包装和“保护”的作用，使它在一定环境下无法被其他的表现形式所“入侵”。这种包装作用，就是一种规定，是一种修辞，文字即媒介，媒介即修辞。

回顾文章开头的“导言”部分，我们还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文字其实是一种类似于对偶、顶针、排比的形式性修辞。诗歌之所以为诗歌，因为有它独特的文体规则，比如押韵、平仄、对仗等等。而文本文学之所以为文本文学，也是因为有以修辞为基础构建起来的一套规则，这套规则就是文字本身。

五、修辞即文章

通常来讲，我们总是把修辞当作一种工具，一种“手法”，或者直接就叫“修辞手法”。现在我们可以倒过来想一想，假如把文章中的所有表达修辞的词句看成是文章的主体，而把那个所谓的叙述的正文部分看成是为修辞而临时搭建的构架，岂不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吗？

如果修辞才是真正的女王，而其他的内容都不过是迎送女王的仪仗队，那么我们对文章的看法又会大有不同。比如说，修辞与修辞之间的关系？一篇文章中所使用的全部修辞，是否能够调性统一，甚至连成另一种表意？一篇文章中修辞的节奏和结构如何？文章的标题，是否可以从使用的修辞中来归纳出来？文章是否真的有言外之意？还是更准确地说，是意外之言？

其实，现实当中的确有这样的文本，最典型的是西方的《圣经》和但丁写的《神曲》，我没有阅读过这两个文本，据说它们通篇都是象征和隐喻，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正文，只有修辞。

另外，从这种“唯修辞”的角度，来评价我们民国时期的两位比喻大师——钱钟书与张爱玲，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不同。张爱玲的修辞是调性和谐、内在统一的，甚至是呼应标题的，详情可参见《金锁记》，不作赘述。而钱氏譬喻则是割裂的，完全为其邻近的表述对象作临时的发挥的，所以虽然机巧精彩，却也有卖弄学问的嫌疑。准确地讲，钱钟书在写故事的时候，是在写作，而当他开始设喻的时候，他就离开了写作。

修辞是一直以来被我们所轻视的写作行为，我们狂妄地以为，它不过是工具。而在我们狂妄了那么久之后，是否也应该回过头来思考一下，那个被我们忘在脑后的“留守儿童”。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或许并不在立论，而不过是为一帮长期跑龙套，扮热闹的群众演员立一个小传，希望导演留意他们，剧组留意他们，观众留意他们，历史留意他们，没有哪个配角生来就是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