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位老板，说来也是位传奇人物，国内知名老科学家。虽然他才是我法律和社会意义上的第一位老板，但我今天先不说他。我想说的是我更广义上的“第一位”老板——我的父母。跟父母在心理和物质上的分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也是我对自己最满意的一项人生里程碑。
我的父母，无疑是社会意义上的优秀人士，分别持有上世纪80年代的大专文凭和本科学历，开明豁达，事业有成，有稳固的社会地位和财富积累。有这样的起点，我可以说是很幸运了，但这不代表我可以一路顺遂毫无烦恼地成长。原因如前文所述，人和人之间，矛盾必然存在。而每个人本身，就是矛盾的集合。
即使是再开明豁达的父母，也不可能对唯一的孩子完全放任自流不管不顾。历史的经验深深滴篆刻进了他们的神经环路里，再搭配上他们对我的爱和掌控欲，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偶尔冒出来对我的人生指手画脚、指指点点。这个场景可算是最寻常不过，放眼望去，现在有多少我的同龄人还摆脱不了父母的支配，轻则经常鸡飞狗跳不得安宁，中则心理失衡自我怀疑，重则自己的小家被搅和到分崩离析。
而我的难点在于哪里呢？在于父母太强悍了。他们聪明犀利、逻辑缜密、词汇量大、概念丰富，而且受到本职工作的淬炼（一个是当过校长的教师，一个是熟悉党务的人力资源主管），同样是对年轻人来说一套老旧过时的观念，他们讲起来旁征博引、字字珠玑，听起来生动感人又颇有道理，只要我心志稍有松懈，就有可能掉进了他们挖好的逻辑或情绪大坑。其实，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就是在这个大坑里挣扎，努力突出重围，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个过程不算太长，也就20来年吧。
说不过他们咋办？30岁的我有很多办法（而且30岁也不会说不过了），可几岁到20出头的年纪里，我真是没啥好办法。俩脑力卓绝的社会老油条欺负我个青涩少年，我怎么招架得住。于是我只能祭出我仅有的东西——年轻。没错，年轻人，即使满怀愤懑也不太容易失眠，更不容易食欲不振，睡一觉、吃顿好饭，又可以起来战斗了。而且，年轻人激素水平有保障，心肺功能好，吵起架来，至少拼持久战我必赢。年轻的我还有强壮的双腿、恢复力极强的小身板，体壮则胆大，一言不和懒得吵，抓起包袱就能跑。
我这么一说，怎么感觉像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呢？其实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意思。而且与人斗争的精髓就是，要找到和抓住自己的长处，充分利用，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为什么一定要演变成正面冲突？就不能和平解决，大家坐下来好好谈谈吗？说好的文明呢？你要是这么想，那可就天真了。能坐下来谈的前提是，大家实力差不太多，彼此掌握对方的软肋，继续争吵不休是个双输结局。否则，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可以轻易碾压，压倒性的优势可以让任何谈判变成单方面批判。当正面冲突无法立刻解决时，跑路（往好听里说可以叫做物理隔离）是条正途。陷入情绪的双方，都容易走进正反馈循环，直到走到极端才肯停下，这对谁都没好处，不如眼不见为净，给理智回归一个机会。
就在这种反反复复的长期博弈下，我终于在而立之年与父母达到纳什均衡。
25岁以后，似乎是一夜之间，我就找到了自己跟父母进行心理和物质分离的关键性优势——他们不能没有我，但我可以没有他们。这听起来似乎有点悲情，有句话叫可怜天下父母心，大概也是以此为基础。但反过来，大约没有人同情一个成长中的少年，ta也是个独立的人类，有自己的脑回路，却要在父母的威压下挣扎多年，却没人说上一句可怜天下少年心。为啥呢？因为少年人，终究还有未来，而那是父母永远到不了的地方。看起来长期处于弱势的少年的我，其实把这个道理想明白，就可以独立了，真正的独立，不受人左右的那种独立。
然而，说来令人感慨，我能走向这种觉醒的关键点，还是在于父母对我的爱。因为爱，所以即使想要指指点点，也不会真的强硬干涉到底；因为爱，则为我计深远，哪怕少年的我忤逆荒唐，也忍痛让我自己在磕磕碰碰中学习；因为爱，即使被我怼得脑血管膨胀，也会在背后悄悄跟人夸赞自家女儿真有主意，远离家门也不怕被人欺。人性本就充满矛盾，我们一方面想牢牢控制身边的人为自己所用，但另一方面，爱和理性（还有法律和道德）让我们收敛自己的控制欲。
我父母如果真的想把我培养成唯父母命是从的乖乖女，我相信他们一定能成，不用太复杂，不给钱就够了。他们也许无数次动过这个心思，但还是战胜了这种念头。他们放过了我，让我成长让我自己坚强，最后精神物质双独立，成功炒掉了人生第一份工作——作为他们的女儿。我仍然是他们的女儿，但这是因为我愿意，而不是因为我别无选择。给我赋能、让我能从容“炒掉”父母的，也正是他们自己。他们赋予了我最重要的炒老板的原始资本——对人生的掌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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