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网络
西坡也有读不进书的时候。他摆脱这种状态的办法是重读冯至的《山水》，他说他最喜欢其中的《一个消逝了的山村》，然后是那篇文章的各种好。西坡说好，自然不会差，便去微信读书上找。嘿，正好有。买了。
不急于去看他最喜欢的那篇，从头读。
第一篇题为《C君的来访》，1930年7月写的。
C君是冯先生的中学同学，多年不见，终于登门拜访。文章自然是好的，且不说，有一句话让我走神了。
“你还记得吗，我们在中学时候对于一切是怎样地矫枉过直。出门因为不肯坐人力车总是步行......”
平平淡淡的对话，不是什么金句，让我走神的是“矫枉过直”和“不肯坐人力车”。
我也曾经矫枉过直，也曾经不肯坐人力车。
人力车解放前有过，由骆驼祥子们拉着，后来消失了。再次出现，应该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且变成了三个轮子，一次可以拉两个客，跑一趟一块钱，蹬三轮的男女都有。我那时“矫枉过直”，对劳动人民相当同情，认为只有资产阶级的小姐少爷才会去坐三轮，因而极其反感。我不坐，还看不惯别人坐，老年人还好点，尤其看不惯年轻人嘻嘻哈哈坐在上面。三轮车上陡坡时，见蹬三轮的整个人几乎立起来，弯了腰死命地蹬，便恨不得把车上的人拖下来揍一顿。为这，还跟广汉电视台的同事争吵过。都说我“左”得要命。
那些年我一直很“左”。谈恋爱时，与女友约定，五月份不见面，各自在厂里大战红五月。结婚那天，坚决要求新娘穿平时上班的劳动布工作服，岳母再三劝说都没有让步。
穿工作服的事，老伴至今耿耿于怀，想起来就要秋后算账：“不是说你，成天说人家宏大叙事，你娃那阵比哪个都宏大。开口抓革命，闭口促生产，结个婚还要保持工人阶级的本色！还革命夫妻、革命婚礼！”
我呢，被她抓住了短处，红了脸，耷拉着脑袋，万分愧疚地听着。是啊，结婚是终身大事，放到从前，坐花轿，吹唢呐，前呼后拥，一路招摇，那光景何等热闹。而我的新娘，穿一身劳动布工作服，说是结婚，结了一肚子气。
“要不，你看这样好不好？”我陪着笑脸，“干脆离婚，”停顿片刻又说，“重新谈恋爱，重新办结婚证，重新举行婚礼。你看你要不要穿旗袍？”
“爬你的！”
“也是哈，你现在这个身材，穿旗袍可能稍微紧了点。”
“懒得跟你两个说。快去洗菜！”
还开过更大的玩笑，假如有人肯嫁给我，我一定不许她穿工作服，想穿啥穿啥，戴大钻戒，坐宾利车，包一家五星级大酒店，认识不认识的人都可以来喝喜酒，喝茅台。我能够想象的好酒，最好的就是茅台。
你别说，我们还真的重新办过结婚证。2016年购房，须出示结婚证，结婚近四十年，多次搬家，谁还记得那张纸放在哪里。那张纸类似奖状，1981年被洪水淹成了文物，差点扔掉。没想到数十年后需要用来证明我们是夫妻，没办法，又去了民政局。
拍照时碰到一个熟人，问我干啥，我说办结婚证。
那人大惊：“离了？”
“没。原来那个。补办。”
新结婚证很漂亮，不像原来的老证。原来的跟我一样，比较“左”。有最高指示：我们都是来自五洲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回到冯至先生的文章。结尾非常棒，有余韵：
“只想起他那次的来访像是一幅淡色的画，一首低音的歌，在我的夏季时吹来了一缕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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