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所有人一样，柳比歇夫同样认为，真理站在雅典这边，由杰出的亚西比德率领的雅典人理应获得胜利。但是，请注意下面一句话：“但如今，一系列考量让我彻底地转变了对雅典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的看法。”接下来，他依次列举了那些理由，并给出了详细的论证。
不知道的也许会以为，论者的专业便是雅典史，或者至少是古代史，是某些新的史料促使他重新反思，更正了之前的学术观点。谁会想到，这篇历史学论文竟出自一位生物学家之手呢？问题的关键在于，雅典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何以竟会令他如此在意？
如今，他已不在了，什么都无法向他求证了，只能去他海量的书信和手稿中寻找答案了。通过研究他的年度报告，我发现，当时他正在撰写一部关于文明兴衰的著作，由此才想到了雅典的历史作用问题。而他之所以探讨文明兴衰，主要是为了批判英国最权威的遗传学家罗纳德·费希尔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后者试图将社会学纳入生物学，证明遗传学是人类进步的主导因素，是文明兴衰之由。所以，那绝非闲来无事的卖弄。柳比歇夫的很多看似偶然的工作，似乎都能找到与其终极任务的关联与必然。
但也有一些完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比如，他干吗要写关于马尔法·博列茨卡娅的论文，又为何去研究伊凡雷帝？当然，这些也都能找到依据和理由。最好的理由便是——弱点。柳比歇夫显然不善于自我限制，他极易对不相干的事物着迷，卷入不相干的争论中去。道德公设与他何干？不是有哲学专家呢吗，他撞了哪门子邪，非要去写50多页的《评劳合·乔治回忆录》？这简直是不可容忍的奢侈嘛！只有闲得无聊的头脑才会这么做……
但是，有句老话叫：“仅为医者，难为良医。”科学家亦是如此。倘若科学家只是科学家，那他就不可能成为大科学家。当幻想与灵感消失之际，创造能力也会随之退化。创造力需要发散，否则科学家就只剩下了对事实的追逐。
枝枝节节占据了越来越多的时间。柳比歇夫时常抱怨，说他无法回避周围世界的热点话题，但我想，他恐怕连自己的热情都无法控制。他管不住自己的头脑，若论精神上的食欲，他无疑是个馋猫或者吃货。他的强大逻辑犹如饕餮，遇见美味便食指大动，难以自持。
这些跟他的时间统计法如何相容呢？完全不相容。时间统计法变成了一把乐器，他兴之所至，想弹什么就弹什么。
他精打细算节省下来的时间，都花到什么上头去了呢？亲人和朋友们经常为此责怪他。当他计划撰写一部巨著，打算为生物学的地位辩护时，“应不应该”的问题便被朋友们尖锐地提了出来：
……在您的来信中，让我觉得最关键也最具说服力的一点，是您觉得自己的沉默是一种病，而沉默本身恰是病因所在。这是美好的男性特质……我发现，你们男人显然比我们女人更具社会责任感，一旦你们无法在科学与艺术中道尽心中所想，便会生病，乃至死去……可要知道，您对科学同样负有责任啊，而这才是更深层次的社会责任，它需要您守在显微镜前，撰写科研论文……有两种责任，一种是服务于科学本身，一种是为这门科学在当下的地位辩护。我不认为后者重于前者。须知，前者才是关键。前者意味着发现与成就，前者决定着后者。
朋友们的意见归结为一条：科学家的职责仅在于完成自己的直接任务。他们认为，科学批评在重大问题的解决中只发挥次要作用：“这与其说是科学争论，莫如说是策略、政治。这些问题应当交由党和政府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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