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教育思想的教育教学原则
(一)合其志功
志是动机,功即效果。墨子认为,评价人不光要看其动机,更要看其效果,强调二者必须辩证统一。他教育弟子不论做什么事,必须“合其志功而观”。更重要的是,不论其志还是功,均须以“利人”为标准,“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利人多,功又大,是以天赏之”。这些都说明,墨子教人,是从“功利”出发,“功,利民也。”一切都必须符合“农与工肆之人”的实际利益,不论是道德、科学教育还是生产劳动的实践教育,乃至其他方面的教育,都要坚定不移地履行这条原则。
墨子提出以功利主义作为评判教育效果好坏的尺度,这在古代教育史上是第一次,为后世事功学派教育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主动施教
墨子施教,一贯坚持积极主动。孔子及其儒家实施的是“有教无类”,来者不拒。施教若撞钟,“叩则鸣,不叩则不呜”。墨子不赞成这种等待学生上门求学消极被动施教的态度,提倡送教上门积极主动施教,“强说强为”,“不叩必鸣”。他说:“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他说:“夫义,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视人?必强为之。”所谓“强说强为”,是指教师要有积极主动的教学态度,即使学生不来求教,也应当积极主动送教上门。墨子认为,正义、真理(“义”)是靠推广、靠灌输才深入人心的,不必待问而发。“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作为掌握知识、拥有真理、坚持正义的人,应当积极主动地去向广大民众宣讲、传播知识、真理(“义”),即“劝以教人”,“上说下教”,即使“天下不取,上下见厌”,也“强聒不舍”,持之以恒。墨子强调教育者的主动主导作用,具有合理的内核,但片面强调主动施教而忽视学习者的内在兴趣和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容易使教学陷入强行灌输的注入模式。
(三)实践为本
墨子教育特别强调坚持实践第一原则。他说:“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要求学生树立“强力而行”的刻苦磨炼精神,旨在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和自我牺牲的精神。牺牲自己去做利于天下的事,承担别人所不愿经受的痛苦,这是墨家的风格,也说明了意志不仅是重要的道德品质,对于智力的形成和发展也有着直接的影响。
墨子强调,一切说教,一切理论,都必须见诸实行,见诸实践应用。他在教导弟子从政之道时,再三强调:“口言之,身必行之”,“信身而从事”,反对只说空话而不务实事、言行不一。他说:“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这就是说,那些只说空话而不务实际的人,哪怕他说得天花乱坠,别人也不会被说服。即使他用最大的力气,夸耀自己的功绩,别人也决不会相信,最后还是一事无成。墨家教育的实践,除了道德、政治等人文、社会范围外,还包括生产、军事和科技等,远远超出先秦其他各家教育实践的范围。墨子坚持“行为本”原则,强调教学实践,重视指导学生进行实际操作和科学实验,要求从实践中获取真知,有利于培养锻炼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创造发明能力,却有忽视系统理论知识学习的一面。
(四)量力施教
墨子在教育中提出了“学必量力”的重要原则。当弟子请求学射时,墨翟便从他们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知者必量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这就要求教师施教,必须从学生的具体实际出发,根据学生不同的能力、基础、才智等多方面的因素,进行教育,还要正确估量学生有可能或通过努力有力量能够接受教师所教而获得收益。如果教师不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无的放矢,永远也不能收效,而目学生还会厌学,进而造成师生的对立。
此外,墨子还强调:“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就是要视学生程度之深浅,能力之强弱,深者教之以深,浅者教之以浅,强者增之,弱者减之。这样才能因人而异,因材施教,能够让学生不同程度的积极性得到充分的调动。
(五)述作结合
墨子批评儒家“述而不作”的保守态度,主张“述作结合”。他说:“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述”是对古代文化而言,“作”则是对当代文化而言。意思是说,古代优秀的东西应当传承下来,当今优秀的东西应当努力创作发明,这样一来优秀的东西就越来越多。这既反映了墨子对待传统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也体现了他重创造的教育方法论。
墨子的教育思想中也包含着不少合理主张,尤其是其重视科学技术知识教育,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份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但是长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清末民初,墨学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近代“西学中源”说的主要依据之一。梁启超说:“在吾国古籍中欲求与今世所谓科学精神相悬契者,《墨经》而已。”孙中山、蔡元培、李大钊等人,也都从不同角度利用墨子的思想来为传播革命思想、推行新兴教育服务。正如陈景磐先生所说:“墨学的复兴,意味着代表封建传统思想的儒家学说在文化教育上的绝对统治地位的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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