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推动市场开放与市场深化。人类社会的经济实践以及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均表明，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一方面，二战之后全球各经济体的经济体制与制度逐渐趋同化，即越来越多的经济体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与制度。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分工客观上要求削减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特别是对于中间品贸易），推动贸易与投资便利化，这必然会使改革领域逐渐从传统的“边境上壁垒”（即涉及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第一代”贸易自由化）延伸至“边境内壁垒”（即涉及国内规制改革的“第二代”贸易自由化），同时要求“跨边境互通互联”（Cross-Border Interconnections）（程大中等，2017）。因此，所有经济体，特别是WTO的成员都应放弃贸易和投资保护政策，切实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
“其次，推动分工深化与互通互联。从国内分工发展到国际分工必然涉及对外开放，这一演进（对外开放）能否实现，取决于分工产生的交易成本（其反面是交易效率）与分工带来的好处（绩效）的权衡（或“两难冲突”，Trade-Off）。根据亚当·斯密（1997）与杨小凯（1993，1998）的分工理论，专业化分工能够产生分工益处，同时也存在交易成本。制度优化与技术进步（创新）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分工绩效，进而推动专业化分工的内生演进。专业化分工的内生演进又会推动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而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则是加速知识积累和生产率提高的动力。所以，专业化分工的内生演进与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是经济可持续增长与高水平运行的重要基础。目前，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分工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新常态，已经并将继续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相关经济体发展带来新机遇。更为重要的是，全球价值链与产业链分工正在催生国际经贸领域的新规则。全球价值链与产业链分工一方面导致中间品贸易的大幅增加，另一方面使得跨国投资日趋重要，其重要性甚至超过国际贸易，而且服务领域的跨国投资占据主导地位。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13）的报告，目前60%以上的国际贸易都集中于中间产品和服务，跨国公司协调的全球价值链贸易占全球贸易的80%左右。相对于最终品贸易，大量的在国际来来回回的中间品贸易客观上更加需要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贸易便利化；同时，无比细化的、“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竞合模式要求规则具有高度的兼容性和协调性（程大中等，2017）。因此，我们有理由预测，基于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分工的新规则一定有别于传统国际分工模式下的旧规则。
最后，推动创新发展与结构调整。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不同价值链环节的不平衡性会导致贸易与投资的保护主义[16]。解决这种不平衡，最终还是要依靠创新发展与结构调整，这对于处于价值链较低端的经济体尤为重要。历史告诉我们：凡是当经济处在繁荣时期，经济自由主义便会为民众所接受，因为繁荣时期的市场是有效的；而当经济遭遇危机时，凯恩斯主义就会得势，因为危机时期的市场机制是失灵的，需要政府的帮助。因此，经济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其借以发挥作用的约束条件是否能够得到满足。随着经济全球化不平衡的加剧，特别是当凯恩斯主义的救市政策陷入困境后，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能够带领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缓解经济全球化不平衡的不是政府的救市政策。政府的救市政策说到底只是为了遏制萧条，但不能带领世界经济走向繁荣、解决经济全球化不平衡问题。要让世界经济重新回归繁荣、回归动态平衡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熊彼特所说的来自企业家的创新。如果说（国内国际）市场与（国内国际）分工是舞台的话，那么企业家则是这个舞台上的主角。经济的动态发展是由内生的技术变动机制形成的，每一次上升周期都代表了企业家创新活动的高潮。如熊彼特所言，“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Creative Destruction）；只有创新，才是所有变化和发展的原动力（熊彼特，1997）。保护企业家则是为了未来的繁荣，要让企业家能够顺利发挥创造繁荣的作用，就必须给出企业家的活动舞台，因此就必须保护市场机制。”
摘录来自: 蔡昉. “中国奇迹背后：改革的逻辑与学理” Apple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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