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
早上六点，我准时起床，给女儿准备中午的盒饭。手机闹钟定的是六点，往往不等闹钟响我就醒了，身体里已经生出了一个生物钟。
此时，室内室外还漆黑一团。我起床后不开灯，摸着黑下楼，就怕开灯惊醒了她们母子。女儿二十分钟后才起床，外孙则两个半小时后上学。
家里的楼梯很陡，这几天我的腿又疼，为了防止意外摔倒，我一只手狠劲抓牢栏杆，另一只手举着手机，借着它的亮光，一步一步下到二楼。
女儿上班的地方不远，七点上班，六点半从家里出发也来得及，时间很从容。女儿对午餐的要求不高，问她想吃什么，她总说：“什么都行。”但我还是想方设法能让她中午吃上一顿美食。有时是鳗鱼饭，有时是牛肉饭，有时是小笼包，总是变着花样，避免重复。
装好主食饭盒，再准备果盒。果盒的内容倒是基本不变：一个苹果，而且是山东红富士。她来加拿大24年了，味蕾里仍留存着儿时的记忆。红富士是从华人超市买来的，很贵。然后再配上十几个甜甜的绿提子，或者几个草莓，或者剥好的橘子。
接下来再给她泡一杯养生茶带着。女儿是学西医的，但她信中医，尤其是中医养生。养生茶的配方是：大枣三粒、桂圆干十粒、黄芪两片。她经常津津乐道地说，自己脸上至今没有一道皱纹，就得益于这养生茶。近几年，养生茶的配方也在她那些同事中蔓延开来，不少白种女人、印度女人也跟着喝，都说有效。
她不吃早餐，起来喝杯奶茶就走，连点心也不吃。我是来加拿大以后才学会冲奶茶的，我过去没喝过奶茶，也不懂怎么冲。现在什么都学会了，不仅会冲奶茶。
把这些吃喝准备妥当后，便给她放进车里，还提前给她启动热车，让她一上车就有暖风。
这一套工作内容和程序是她妈建立起来的，我来加拿大接班后延续下来。不延续，人家会说我接班后让她变成了一个没娘的孩子。
女儿这一生多半时间都生活在加拿大，在这儿读书，在这儿工作。按说，价值观已经彻底西化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已经变成那种外黄内白的“香蕉人”了。“香蕉人”的重要标志应该是：人格和经济彻底独立，不会再花父母的钱，也不要父母给她看孩子做饭。
但我的女儿具有双重性，大多还是坦然地享受着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对她有益的东西，譬如：……不说了。我怕她无意中看到这篇小文。
中国传统中还有一种解释：这叫“天伦之乐”。
刚来加拿大的时候，上海的一个朋友说：“恭喜你，加拿大最适合养老了。”他来过几次加拿大，这儿的自然环境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以为我来加拿大是养老的。
送走女儿，两个小时后再送外孙。这期间，我会刷刷手机或者在“微信读书”里看一会儿书。我的书架上已经存了不少好书。
伺候外孙简单得很，他早上起来不吃不喝不洗脸也不刷牙。给他准备的饭盒更是简单：一个饭盒装上几种点心，是上午九点半左右在学校里吃的；午餐是自制的中式风格的三明治。当然，三明治的内容要不断更新，否则，他就一口不吃，原样给你带回来。
每天都一样，把外孙送到学校后，返回的路上我便拐进社区中心。这已经养成习惯，就像我在国内天天要去泉城公园溜达一趟一样，一天不去就心里空落落的。因为，那里有一群和你同样境地能给你带来些许宽慰的老人。
“徐工没来？”我一进社区中心就问。
好久没看见徐工了。也许一周，也许十天，反正有不少日子了。常来这里的就十几个老头，少了谁都觉得异常。
“没来。”老唐摇摇头。
“是不是……”也有人担心他病了。看得出来，这帮老头们都牵挂着徐工。
徐工，个子不高，干瘦，脸上永远挂着和善的笑容，见谁都打招呼。他在匹克球场边的连椅上一坐就是一天，天不黑不走。他不是那种爱说话的人，但大家聊天时他都认真地倾听。
我和徐工是在社区中心认识的，但至今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人家叫他徐工，我也跟着叫徐工。徐工和我差不多年龄，南京人，是我国少有的研究预警飞机的高级工程师，直到65岁才彻底退下来。夫人是南京大学的教授，几年前因病去世。妻子去世后，徐工没再找老伴，投奔儿子来了。
加拿大比不了国内，可去的地方并不多。每天早饭过后，老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来社区中心的匹克球场集合。喜欢打匹克球的轮番接台上阵，打不了球的便坐在场外海阔天空地各种闲聊和吐槽。
徐工的好多事，都是听老唐说的。老唐是专业画家，性格很好，爱说爱笑。他和徐工也是来到加拿大后认识的。他们聊天中才知道，两个人在南京是住在同一个小区，这又使得他们亲密了不少。
我们住的这个社区面积很大，但没名字，是卡列登镇的一部分。一条繁忙的公路把社区分为南北两个片区。我通常散步的路线也极规律，前几天腿脚不疼的时候，我今天绕着南区走一圈，明天再绕着北区走一圈。两个社区走一圈的路程都是六公里。
这里和国内的商业文化不同。要是在国内有一个这么大的社区，不出几天，足疗按摩、沙县小吃、东北烧烤等等早就星罗棋布了。这里不行，整个社区就一个印度人开的超市。几公里之外还有个理发店，理发要提前预约。
社区里有不少活动场所，但都是儿童游乐场和足球场、篮球场，没有一处像国内那样专供老年人锻炼身体的地方。老人唯一可去的地方就是社区中心，不过，社区中心里冬暖夏凉而且有网。
社区中心的规模很大，仅次于济南的奥体中心。从外面看是一个巨大的红房子，里边又分隔成若干房间，有着不同的功能：一个标准的四泳道游泳池；一个可容纳百余人活动的健身房；一个上千平方米的图书馆，还分为成人阅读室、儿童阅览室、电教馆和电竞室，电竞室是我外孙最喜欢光顾的地方。除此之外，还有羽毛球馆、匹克球馆、乒乓球馆、棋牌室，以及十几个或几十个教学用的大房间。
加拿大是个移民国家，社区也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这儿有很多印度锡克族老人，个个都留着长长的胡须，戴着那种用条形布裹起来的帽子。图书馆是他们的聚集地，馆内馆外，四个人一组，不声不响地玩扑克，一玩就是一天，天天如此。我们这群中国老头则集中在匹克球馆的场地边嘻嘻哈哈地聊天，声音很大，但球馆在社区中心的角上，不会影响到别人。
奇怪的是，社区中心见不到扎堆的白人老头，白人似乎有着和我们不一样的文化。
老唐说，徐工老伴的去世，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他不会做饭，也不会做家务，来加拿大前的那几年，一个人过得挺难的。
儿子一直动员他来加拿大，反反复复地劝说：“你到加拿大来吧，平时帮我们接一下孩子，周末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去郊游，你高兴的话还可以去钓鱼。你就我一个孩子，早晚都得跟着我。”
儿子的话也有道理。世上最亲近的就是儿孙。徐工来加拿大前，卖了南京的房子，告别了亲朋好友，把钱全部交给儿子，让儿子在这儿买了一处大房子，是那种六个独立房间还带地下室的别墅。
徐工刚来的时候，和儿子儿媳都处得很好，但渐渐就不行了。没有很突出的矛盾，只是不冷不热、不和谐的小事渐渐多起来，比如：儿媳睡眠不好，徐工又打呼噜，加拿大的房子就是一层木板，根本不隔音。最后，徐工不得不自己搬到地下室去。儿媳是四川人，爱吃辣，徐工吃不了辣。一开始还为他单独做个菜，时间一久便顾不上了。
徐工给我讲过：刚来加拿大的第三天，儿子曾严肃认真地和他谈过一次话，要求他小便时坐在马桶上，不要站着小便，尤其是夜里，站着小便响声太大，也不够卫生。
“我一辈子都是站着尿尿，现在才知道尿错了。”徐工苦笑着说。
徐工不会做饭，也干不了家务，在家里成了一个多余的人。由此，我曾暗暗庆幸自己还会做饭，还能接孩子上下学。
“我成天躲在地下室里刷手机，只有吃饭的时候才露个面。”徐工和我私聊的时候说过，“我几次想回南京，可我害怕孤独。”
对此，我也感同身受：害怕一个人睡下后再也不会醒来，害怕自己突发疾病时120来了打不开房门。有时候，孤独又让人觉得委屈，尤其在过年过节的时候能让人委屈的哭出声来，生病时，更觉得孤独寒气逼人。
回南京的念头在徐工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可是，房子卖了，而且临行前一场又一场地喝了亲友们的送行酒。回去，怎么向亲友们解释呢？再说，房子卖了，回去哪里住呢？
徐工是个文雅的人，尽管一肚子委屈，但从不说狠话。另外几个老兄则不同，一提到儿子就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夹杂着一些污言秽语，全是吐槽儿子的罪状。他们和徐工几乎一模一样的情况：来加拿大之前，都卖了房子，如同拔了自己的根。
老头们发泄过后，又不约而同地感慨：女儿要比儿子好很多。羡慕我跟着女儿生活。
这些话，都是我们这群老头们天天重复的话。叹息过，发泄完，心里舒服了许多。第二天来，还是这些话。我上海的朋友并不知道，来加拿大投奔儿女的，大体上都是这样的情景。
今天，老头们临分手的时候，都拜托老唐去打听一下徐工的情况。因为，只有他知道徐工的儿子家在哪。
第二天，便有了徐工的消息。老唐在群里说：他专门到徐工的儿子家去了一趟，打着送画的旗号去的。他借口说，徐工给他要过画，要了半年多，一直没功夫画。
徐工的儿子很客气地收下画，告诉老唐说，他父亲一周前回国了。一回去就病了，大概是在加拿大住久了，回去不大适应的缘故。
老唐没问：徐工把房子卖了，回去住哪里呢？徐工不会做饭，他回去怎么生活呢？
这些情况，徐工的儿子都没和老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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