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生是一个很不拘小节的人，我常因为他在路边乱扔垃圾而说他几句，但他都会用他自己的逻辑来跟我辩解，有一次他停车的时候蹭到了后面的一辆车，而他准备转身就走，我打算打电话告知车主，我俩因为对这件事的解决方法不统一而起了争执。
我的意思是做了事情要承担，他的意思是等找他的时候再说，我觉得等车主来找我们就很被动，他觉得不一定就会找上门来，但主动打电话就一定会有很多后续的麻烦，还列举了一些“恶性后果”，但我一直正义感上头，觉得当时如果转身走了就是违背信念——“做人不可以这样”，最后他退一步提出打电话，说按我说的来，但让人没想到的是，那辆车上根本就没有留车主的联系方式。白先生说：“你看，这不是我不打了”
我不情愿的把头转过去，他慢慢又解释到，如果第二天车主来找，他一定会承担责任，但如果没找，说明车主没发现也等于他不在乎，这辆车到底要不要被负责的权力，应该交给车主。我说那也是在车主有知情权的情况下，白先生又说：“如果这个刮痕足够大，大到让他忽略不了，那一定会来找我们负责，那反过来，如果连他都发现不了，那就说明这个刮痕并没有影响到他。”
当时我还拿他说的这些话当成他逃避责任的歪理邪说，因为也找不到车主，就这样作罢。
但第二天第三天甚至一周过后，也没有人来找我们说车的事情，事情过的久了我也就不再挂怀，只是偶尔会想，我当时所谓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是真的吗？是否我的生活真的太过小心拘谨，太过谨慎，太过在意一些事情，在意一些意义。
然而生活现在，更需要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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