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人在社会上的处事能力是同本人的社会地位相一致的。
我是指出生在普通家庭的人，绝不包括那些有社会背景的。这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造成的。人的办事能力包括个人努力，看准机遇，抓住机遇，会处理好同领导与群众的关系等等。
当年我们从辽宁省朝阳农校到配件厂工作的十三人，进厂后都分配到铸造车间工作。
一年之后正式分配，确定工种，情商相对高的赵昌云、柳淑珍分到供电所，当电工，既轻松，又有技术；白玉文到铸造车间木模工做木工，干净不累，有技术；于占文、郭树荣、王跃祥学车工，也是学技术的好工种；高俊文热处理工，霍春发到锻压车间零段班，虽然工作环境热一点，但没有生产任务不用上夜班；唯独我和蔺景武、孙向义留在铸造车间。我留在大炉班化铁工，脏累差；蔺景武、孙向义在造型班，也是脏累差的工种。
当年工厂里有这样的顺口溜:车钳铣真无比，干翻砂就回家。
后来孙向义由于腰痛，车间主任老桑头叫他到化验室工作，一生清闲；蔺景武调厂子弟学校当教师；郭树荣也到学校当了教师；于占文由于钻研技术，后来任车间技术员、车间主任、厂副厂长。
白玉文和柳淑珍两人的经历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六九年现役军人进厂后，二人受到信任，白玉文调到当时核心部门——厂清查办公室，负责内查外调。柳淑珍调到厂办公室工作。
到1973年时，崔庆元复出任副厂长，那时兵团大办工业，先后建设了大庆林源炼油厂，浩良河化肥厂，扩建了依兰收获机厂等工业企业。
二机厂作为老厂要支援新厂，调出一大批工人，分别调到炼油厂、化肥厂、收获机厂工作。
白玉文被调收获机厂工作，收获机厂交通不便，新厂生活环境差，是大家都不愿意去的地方，可是新厂相对人才缺乏。
白到收获机厂后不久就被调到厂组织科工作。一次偶然机会去辽宁兴城疗养院疗养，认识了朝阳一位领导干部，他们住一个疗养室，又同姓、同族，都是蒙族。就这样这位朝阳市委领导将白玉文、柳淑珍二人调回老家朝阳市机关工作。
白玉文安排到市建设局工作，柳淑珍到市档案馆工作。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大兴土木建设，房地产业蓬勃发展，白玉文在市建设局负责质量检查监督工作，自然富了起来，成为我们同学之中的佼佼者。
与此相反者，赵昌云当时当了电工就心满意足，不求上进了。一不要求入党，二不想当干部。
当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之后，有学历的干部工资政策变了，实行浮动工资。每四年固定一级工资，再往上浮动一级工资。
此时，赵昌云才感到当工人吃亏了，费了不少周折也没有办成转干手续。一气之下调回老家辽宁建昌。由于工作始终不顺心，年仅六十岁就走完了人生之路。
我这一生做错两件事，对不起两个人。时至今日还常内疚和自责。
第一个人就是东总配件厂时的副厂长于水河。这位老人现在早已作古了，但我还要说一句对不起老于头。
1968年5月1日，配件厂成立了兵筹领导小组。于水河任第一副组长。因当时原党委副书记刘日芳已调回部队，厂长杨适群在牛棚劳动改造，每天都在接受群众批斗，所以当时上报筹建领导小组时，三师政治部不同意于水河任组长，改任第一副组长；崔庆元任第二副组长；按三结合的原则，一般干部代表是原政治处组织干事章兴文，工人代表是李仁贵、祁振发、王贵清，妇女代表是杜翠芝。
兵筹小组成立后，恰时中央两报大力宣传河南省灵宝县精简革委会县机关工作人员的经验。
当时兵筹小组为紧跟形势，学习灵宝县经验，大力精简了配件机关干部，机关只留下13人。全机关成立了生产组、后勤组、政工组三个办公部门。
生产组组长由崔庆元兼任，由五人组成；后勤组组长藏述兰，组员有蒋勤等五人；政工组只有两个人，组长章兴文负责原劳动工资和组织工作，我从铸造车间调到政工组做宣传工作。原政治处的宣传干事元加法到临时机构文革办，其余的江杰、魏林杰、江仁仨、殷招弟都到车间劳动。
这一紧跟形势的做法纠枉过正了，伤了大批机关干部的心，历史证明是错误的。这次精简使我有幸从车间调到机关；一是当时政治形势要求，培养新生力量；二是老干部顾广兴推荐，于水河同意。当时引起北京知青有的人嫉妒，叫我三门干部，即学校门、工厂门、机关门。
我到机关主要工作就是给老于头写大会讲话稿。文革时期，政治工作第一位。全厂常开职工大会，老于头是工农干部，没读过几年书，开全厂大会讲话必须有人给写好讲稿，他在大会宣读。老于头对我写的空洞讲稿还很满意。
有一次他在全厂职工大会的讲话，其中有一段讲文化大革命伟大深远的现实和历史意义。我从苏联怎样变修写起，毛主席为了防止苏联悲剧在中国重演，使毛主席打下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才发动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老于头看后，对身边的袁加法说:你看小刘写的多深刻。老于头把我视为知己，一些三线的事和话从不背着我。
老于头工人出生，是解放前一家机械厂的轴工。在抗日战争时期弃工从戎，解放后做过区长，副县长，东总配件厂副厂长；兵团二机厂时调到黑龙江省老菜农场任场长，兵团嫩江机械厂厂长等职。
于水河虽然没有文化，不善言辞，召开职工大会没有讲稿讲不了话，但他却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深受全厂职工拥护。他工作中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跟群众讲真话，没有官腔和套话，跟群众真心交朋友。因此职工群众都拥护他，支持他的工作；兵筹小组时形成了一个一呼百应的局面，虽然他的文化低，政策能力也不高，但在当时错综复杂的矛盾时期保证了配件厂生产形势大好，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经营盈利。这在当时是很少的好形势。
正因如此，1968年全黑龙江兵团仅有一名进京参加国庆观礼的名额，兵团党委将此荣誉给了配件厂，当时筹建小组决定让锻压车间李德忠享起荣光。
可是当1969年3月现役军人进场后，赵凡学、韩振江给于水河戴上镇压群众的罪名，加之兵团司令员也听信他们的汇报，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大批于水河、崔庆元是镇压群众的坏干部，交给群众狠狠的批斗。
在全场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批于运动，当时形势真是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大多数人敢怒不敢言，个别人扬眉吐气，得意忘形；在批斗于的学习班上，赤膊上阵，气嚣尘上，不可一世，无限地上纲上线，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老于头身上，真有置老于头于死地而后快之状。韩振江为这些人撑腰打气，说什么群众运动天然合理性，无论怎么样都不过分。
他们把老干部顾广兴五花大绑捆起来批斗。在这黑白颠倒，乌云密布，狂风大作的恐怖形势下，我因为那时也年轻，没经历过政治斗争考验，韩振江找我谈话，让我在大会上批判于水河，并把一篇事先准备好的批判稿，让我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念。这篇稿是技术科一位副科长写好的，就这样，我违心的在大会上念了这篇批于稿子，当了别人的枪筒。
这件事一直像块大石头，压在我心上喘不过气来。自责个人的良心，不该做这件言不由衷的事，这件事在全厂也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后来以朱政委为班长的工厂党委纠正了韩振江错误。批于学习班之后被赶到车间劳动的干部又都重新安排工作了，只有我一个人仍旧在车间当工人一直到1979年10月，任庆三担任二机厂党委书记才把我从热处理车间调回机关宣传科，结束我从1969年10月到1979年10月长达十年的工人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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