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是九月十二日了，一年一度的这个日子对我来说都是个敏感的日子。从那年父亲生病起，父亲的生日就不再过了，按照农村人的老老说法，这叫“迷生儿”。是啊，每当父亲的生日来临时，我们心里都从未忘记，可是却从不敢再提起，我们在善意的遗忘的背后是对父亲身体健康的无限祈祷。
我常常懊恼，是不是父亲的第一次脑出血是因我的那个电话引起的？
那是二零零九年的一天下午，是我从毕业起连续担任十多年后第一次辞去班主任的日子。为了表示我满心的激动与欢愉，我把“辞去班主任”的消息欢呼雀跃地通过电波给父亲打过去。电话的那头，他只是平静地“啊”了几声，然后叮嘱我好好工作。在当了一辈子老师的父亲那里，我或许是秉承了他的这点儿优良传统——踏实工作。或许在他看来，辞去班主任工作是我对工作不敬的表现，因此，他全然没有我当时的喜悦。
第二天早上，电话中传来了爸爸那颤抖的声音：“我头不舒服，得去医院看看。”那时的我并不知道他所谓的“头不舒服”是怎么一回事，更不知道灾难从那时就开始降落在了他的身上。后来得知，头天下午我给他打电话时，他正在低头用锯笨拙地做着木匠活。做了一辈子教师的他不懂得锯木头的技巧，他不懂得一拉一回的锯条带给他的会是灾难的降临。
脑出血，他住了二十多天的医院。当得知医生“宣判”消息的那刻起，他就开始了作为一个男人不应该有的泪水，他一辈子的要强和自尊也在那刻起全线崩溃。他开始哭泣，他开始自卑，他开始避开所有人多的地方。他的脾气一天天地变坏，他成了我们不敢招惹的对象。
有多少次，我都会在泪水中想起以前他的温柔和笑脸来，我都会想起小时候我们坐在他腿上撒娇的情景来，我都会想起大事小事他像一座山似的为我们遮风挡雨的情景来......可是，那一切的过往也只能是成了过往，我们也只能在回忆中享受温情。
那时二零一二年的一天早晨，妈妈的电话风驰电掣地向我打来：“快，快，你爸他......”电话那端的妈妈早已经语无伦次，我知道，我的天彻底塌了。慌乱之中，我去打电话通知大姐，可是却怎么也拨不出那熟悉的电话号码。我像一头无方向感的动物乱闯乱撞。回到家，门口站着的是我的左邻右舍。奔跑进屋，床上的父亲只知道鼾声如雷地睡着，任凭我怎么喊。小心地把他抬上车，平躺在车上。他不停地乱动，焦躁不安。我明白，他的脑出血又犯了，保持他头的稳定是我的当务之急。在那辆昌河车的两排座椅间，我被卡在之间，把父亲的头揽在怀里。那时的我，成了昏迷不醒的父亲的大山。
一个多月的医院生活，我们勉强给父亲扒回了一条命。一个多月的医院生活，每晚在医院楼梯口打地铺的日子，和那些没救活命的病人家庭比起来，我们是幸运的，我们所有的付出感觉都是值得的。因为在我们的心里，父亲在，山就在，家就在。这次的脑出血，父亲彻底成了一个近乎于“痴”的小孩子。爱哭，无故地会笑，走路腿脚不灵便 ......他犹如一个小孩，一个半精半傻的小孩儿。他忘记了一些事，他也会计较一些本不该计较的事。他变得更加自卑，他甚至认为全村的人都在嘲笑他。是啊，以前的他高大魁梧，以前的他是全村人中最会管事儿的人。现在的他在被“闲置”了，他把一切都归结在了别人看不起他。有多少次，我们劝他：“有啥丢人的，谁没个病呀灾呀的，开开心心地过自己的日子。”可是，无论怎样，我们似乎永远都劝不进他的心里。他锻炼身体的区域越来越小，他去的地方越来越偏僻。疾病，在摧垮他的身体的同时，连同他的自尊也一并摧垮。
也从此，我们每次回家，并不可少的是看他哭。每次他哭时，我们不言，因为或许也只有哭，才能冲洗他内心的伤痛。
有多少次，看见和他年龄相仿的高大男人时，我都会幻想成他的病好了，他又成了我的靠山。可是，我知道，一切都不可能了，我所要做的只能是丰腴自己的羽毛，把自己变成他的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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