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刚先生的《苏轼十讲》是一本安静的书，这安静镶嵌在文字和叙述里。按照朱刚在本书前言中的自述，《苏轼十讲》一书脱胎于他主讲的“苏轼精讲”这门课程，这门课讲来讲去已有十余年了，即便如此，还没有把苏轼讲完。
读完《苏轼十讲》一书，我想起的是切斯瓦夫 · 米沃什的一首诗《礼物》：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苏轼是公元1037生人，亡于1101年。享年64岁。这个人距今已有一千余年了，可是不论怎么看他，都活生生的。
苏轼的诗与文，我喜欢读，他的人生起伏，我也愿意多知道些。我在诗文中读出来的苏轼，不是写下“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那个人，也不是“料得年年断肠处，短松冈、明月夜”的那个人。我想在诗文见到的是被称为苏轼、苏子瞻、苏东坡、苏学士、苏文忠公的这个人。《苏轼十讲》正好满足了这一念想。
流传至今的苏轼诗文，一般是从他二十一岁中进士开始，到六十四岁为止。苏轼写了四十余年。在这些诗文中，我们看到的是，苏轼在官场厮混了四十几年，苏轼二十一岁举进士，少年得志。他做过大理寺丞、中丞，摄开封府推官，除杭州通判，继而出密州、徐州、湖州，贬黄州团练副使，移汝州团练副使。后被启用：知登州，召为礼部侍郎、起居舍人，擢翰林学士、知制诰、充侍读。除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出守杭州，移知扬州，迁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出知定州，贬承议郎、知英州，又贬宁远军节度使副使、放逐于惠州，再贬琼州别驾、放逐于昌化，复贬儋州，徙廉州，移永州，后逝于北上常州途中。
在由出、贬、移、迁、逐、徙等动词勾画的宦海生涯中看得出来，这是一份相当失败的履历表。不过也正是这个漫游四方、居无定所的履历，让苏轼摇身一变，成为苏东坡这个人。
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属于少年得志。嘉佑四年的冬天，雄心勃勃的苏洵带着青年苏轼同他的弟弟苏辙从四川眉州出发，沿着水道东下荆州，然后再转陆路北行，入汴京（今河南开封）。正是自那时起，“眉州三苏”的名字就出现在史书中了。大概那时苏轼也不曾会想到，他的诗文将是言古人所未尝言，写时人所不能写。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兄弟参加制科考试，位列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第三等。当时的韩琦说：“今岁制科，唯苏轼、苏辙最有声望。”
从熙宁二年（1069年）到元丰二年（1079年）这十年间的官场生涯最跌宕处是苏轼因“乌台诗案”系狱。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朝廷派遣中使皇甫遵至湖州将苏轼公开逮捕，送京治罪。八月十八日下狱，十一月三十日结案，几死。这一案审结后苏轼终免一死，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由御史台专人押送前往黄州。
苏轼在元丰七年离开黄州，他在那里住了三年。这三年里，苏轼收获了一个更为著名的称呼：苏东坡。元丰四年，朋友马正卿为苏轼请到了黄州驻军营地以东的一块地，苏轼躬耕其中，命名其地为“东坡”，又在元丰五年在东坡营造了居所，名为雪堂。这个住在东坡上的贬官自号东坡居士。这个时候的苏东坡四十五岁上下。
苏轼初到黄州时，其身份仍然是官。他寄居于定惠院僧舍。后来兄弟苏辙将其家眷送来，全家便迁居到长江边的临皋亭。这一时期苏轼自己说：
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
苏轼在东坡造了几间屋，因落成在冬天，便称之为“雪堂”。他的家人还住在临皋亭。从此之后，黄州就有了一个东坡居士，时常往来于临皋亭和雪堂之间。到临皋亭是回家，到东坡是劳作。
在泥坂之路上来来回回奔波的东坡先生大概是个什么样子呢？“同行皆狼狈”中是包括东坡先生的，浑身湿透，双脚泥泞，搞不好可能还摔了几跤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按照朱刚先生的讲述，耕种自济、养生自保、著书自见、文学自适、韬晦自存----这就是东坡居士在黄州的生活内容。在黄州的东坡笔下，策、论、答都暂时隐匿了。风雨竹酒、春夏秋冬扑面而来。读苏东坡的诗文，我们会发现自他离开黄州之后，诗文中甚少有“苦”这个字。顶多是狼狈，自己不觉得就好了。
来到黄州的人是苏轼，离开黄州的人是苏东坡。这一变，在《苏轼十讲》中至关重要。我们所深爱的苏东坡，是从黄州走出来的。
不过还有一事需要知晓。苏东坡的诗作在北宋末期是禁书。不准印，不准看，更不准读。
宋徽宗执政之初，曾贬斥了宋哲宗时严厉整肃元祐党人的几个朝臣，并给司马光等人恢复名誉。但这位擅长写“瘦金体”的皇帝也是一个反复无常之人，不久，就又再次整肃元祐党人，且更为严厉。元祐党人也变为“元祐奸党”。宋徽宗下令将司马光为首的“奸党”309人刻名于石，立于朝堂，各州各县亦刻之，苏轼、秦观、黄庭坚均在其中。名列“奸党”之列的人的著作统统焚毁。“奸党”子弟无论有官无官均不得随便进京，只能居住于外地。赵家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或“奸党”之亲戚结婚，已订婚尚未成礼者应予退婚。以“元祐”学术、政事聚徒传授者，严罚无赦。
数年之后，宋徽宗又下旨毁掉朝堂的“元祐奸党”石碑，各州各县亦毁之，对“元祐党人”的处分有所宽松，“可复仕籍，许其自新”，但苏轼、黄庭坚的诗文仍为禁书，收藏者必须焚毁，否则以“大不公论”。朝令夕改之下，宋廷已经是千疮百孔。历史书中的“靖康之耻”发生在1127年，距离苏轼离世不过二十几年的光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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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阅读都会迈向辽阔！《短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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