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行的母亲
张 勇
快两年了，我只能看到母亲的照片。虽然她常常在一米内的近距离向我微笑，实际上却已走得很远了。
那是个黑色的日子，在我，是永远拂之不去的：1997年5月11日。此前一天，她刚满62岁。母亲刚刚跨进第63个年头时，却一步跨进了另一个世界。这一步走得太早了。
我把母亲的手紧紧攥在自己手里，感觉着她的体温渐渐淡去。这是一双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手，这是一双曾多少次抚摸过我的手，这是一双曾把温暖传导给我的手。此时，我多想把我的体温传导给母亲，唤醒她的生命。然而她的手越来越凉，母亲越走越远。
可怕的肝癌折磨了母亲5个月。一直到最后，我们也没有告诉她真相。刚开始隐瞒得很成功，她以为真是良性肿瘤，精神上比较轻松。后来随着病情的变化，她自己可能也慢慢猜到了。但母亲为了不增加我们的精神压力，始终没向父亲和我们兄妹追问过什么，只是平静地安排我去给她买一块墓地，并指明要买在宜昌县丁家坝公墓，说那里安息着她的许多同事和朋友，她去的后不会孤单。再后来，她依然平静地摘下戴了多年的金耳环，给了我的女儿；摘下金项链和金戒指，给了我的两个妹妹。她没有一句悲声、一言哀语、一滴眼泪、一丝惊恐。只是有一天，她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要是能活到70岁，那该多好啊！”
即使在最后的日子里，母亲依然保持了她的坚韧。
坚韧，是她一生的写照。
母亲出身贫寒之家，只上了三年小学，刚满15岁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她聪慧好学，完全靠自学达到高中文化水平，能写一手好文章，曾多次在人民日报、湖北日报、宜昌报上发表文章。她工作中的能干和好强，在当地是有名的。
年轻时的母亲也很漂亮。在我儿时朦胧的记忆中，母亲有一双大大的眼睛，一对粗粗的辫子。当她坐在案前写文章时，那种文静，是母亲最美的时刻。
然而上苍给我能干而美丽的母亲的，却是坎坷不平的一生。她的一生，也正是坎坷不平的中国当代史在一个普通人身上的缩影。1958年，那个寒冷的早春二月使母亲一生中的精华岁月从此变成了冬季——父亲被划成了右派。父亲出身于富农家庭，三兄弟两个参加了国民党，一个参加了共产党。大哥当了旧法院的官员，二哥是国民党抗日远征军少校，父亲却一个人跑到解放区参加了革命。他小有文才，为人厚道，18岁入党，25岁就当上了宜 昌报副总编辑。可他和许多有才华的干部一样，没能迈过“反右”这道坎。父亲被送到海拔1800米的火烧坪上劳动改造。母亲面对着难以忍受的政治压力，而她又是一个把政治生命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人（母亲去世后我翻检过她的日记，大部分篇幅都是迫切要求入党的内容）。可怕的“株连”是悬在她和我兄妹头上的“达摩克斯剑”。好强的母亲为了不受歧视的生存，也为了弱化父亲对我们兄妹的“株连”，被迫与父亲分手。从此她一个人用柔弱而又坚强的肩膀支撑起这个破碎的家庭。我那时才两岁多，妹妹还不会走路。然而歧视依旧存在。我们一家从报社宿舍搬到母亲单位一间窄小的木板房后，没过多久，又被命令搬出，而且是限期。母亲只好在外面租了一间仅有6平方米的茅草屋，携外婆与我们兄妹再次搬家。在背负生活重担的同时，母亲还要肩负工作的重担。因为她能写，是单位的笔杆子，所以单位的大部分文字材料都压给她写。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家里伏案写到0点左右。母亲终于以她工作上的努力部分抵消了政治歧视的影响，她的领导感到工作上离不开她，也理解了这位坚强的女性。几年后，我们又搬回了她单位的宿舍，母亲也以一个非党员的身份被提拔为办公室副主任。记得她常常慨叹：“我要不拼命干，一家人早被下放农村了。”然而超负荷的工作和生活重压，渐渐损害了母亲的健康。
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酷导致了全国政治气氛的放松。父亲摘帽，并被安排在宜昌县委机关工作。这给我们家庭生活带来了转机，父母复婚，全家团圆。然而好景不长，1962下半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出笼，政治气压升高，父亲成为“不适合在机关工作的人”，被下放到深山的一个小税务所，从此每年只能回家一两次，实际上还是母亲既当妈又当爹。文革一到，更是周天寒彻，父亲作为“摘帽右派”自然难逃此劫，屡遭批斗，母亲入党一事因此久拖不决，而“五类分子家属一律下放农村”之说愈传愈烈。无奈之中，争强好胜的母亲决定再一次为了政治生命牺牲感情生活，与父亲协商分手，并商定为了子女的前途，我们三兄妹全随母亲生活。我还记得，那是1970年的春节，父母在离婚书上签字后，母亲即遵令赶往焦技铁路工地加班，父亲陪我们兄妹和外婆吃了一顿没有团圆的“团圆饭”。那是我有生以来吃的最没有滋味的一顿团圆饭。饭后，父亲一个人默默地走了。
第二年，母亲终于入党了。她以从未有过的兴奋对我说：勇子，这下好了，以后你填表时也有值得一写的东西了。后来入团时，当我在入团志愿书“父母政治面貌”一栏中自豪地填上“母亲王发珍，共产党员”时，却并未体会到，在这几个字的后面，浸透了母亲和父亲多少泪水，承载了他们多大的牺牲。现在的年轻人是难以理解那个时代的，但愿后来者永远不要再遇上这种时代。
父母再次分手后，有一次父亲来看望我们兄妹，和母亲见面时，母亲表面上显得平淡、冷漠，只和父亲说了几句话。我送别父亲回来后，却发现她在默默地流泪。见我进来，母亲连忙擦干了泪水，忍住抽泣说了句：“你爸爸真是太可怜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母亲流泪。再坚强的女性也是母亲，也是妻子，也有着细腻柔弱的情感；但当一种叫“政治”的东西压抑着这天生属于女性的情感时，这个女性是多么的不容易！
每月母亲的工资加上父亲寄来的抚养费，不到80元。5口之家的生活极为窘迫。我和大妹去砸过碎石，剥过花生，一天挣7、8角钱贴补家用。记得有一年中秋节，别人送给母亲一个月饼；她拿回家切成4块，给外婆和我们三兄妹一人一块，她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我们吃。那情景至今还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中。
生活虽然艰难，但母亲教子之严，甚于一般严父。我上中小学时，考试成绩每次都在90分以上，可有一次不知怎么数学只考了79分，结果挨了母亲一顿饱揍，从此不敢稍有懈怠。正是有了这位严母，我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以初中学历考上了大学；小妹也在1979年考上了大学，后来又读了研究生，终能不负母亲20多年的含辛茹苦。
母亲和父亲做梦也没有想到还有春风化冻的一天。1979年，父亲平反。再后来，全家团圆。从那时起到母亲去世，是她一生中最舒心的日子。父母退休后，安享天伦之乐。老俩口经常外出旅游；平时早锻炼，晚散步，打打小麻将。新时代还回了母亲失落的欢乐，却再也还不回母亲耗损的健康。几十年超负荷的生活和工作重压终于酿成了致命的病变。正是在她最快乐的时候，死神却走近了她。母亲，您常常为我们兄妹学业上的长进和事业上的成就而骄傲，而我们现在才体会到，我们成长道路上的每一步递进，正是以您生命的递减为代价的。母亲本来是可以长寿的。我的外婆活了82岁，两个姨妈都已70多岁，仍很健康，活过80岁不成问题。然而母亲却早早地走了。严酷而不公的生活，使她把她的寿命提前透支给了这个艰难的家庭，透支给了我们子女，透支给了繁重的工作。
正是从母亲身上，我理解了“坚韧”的含义。它不再是一个抽象的褒义词，它是被一个时代挤压出的有价值的生命符号。
世人都以梦见死者为不祥之事，可母亲去世后，我却希望能经常梦见她。我感谢上帝为人类创造了梦这个东西。假如没有梦，生者和死者连个见面倾诉的地方都没有。如果有一段时间在梦中见不到母亲，我就会把母亲遗下的日记本、手稿拿出来再看看，这样母亲就会再次来到我的梦中。“梦中依稀慈母泪”的诗句，至此才体会其意。
然而，母亲毕竟越走越远了。
1999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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