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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馨主题第二十五期写作：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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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午后我躺在办公室椅上小憩，疫情后的一切恢复正常，宽大的玻璃幕墙外城市在翻滚，阳光透过玻璃洒我身上，并不热，空调凉风把办公室营造得非常舒服，我戴着眼罩享受这一切的惬意和美好。
迷糊中，手机响了。我摸索着接通电话。
“喂？”
“你是蔡建军不？”一个方言很重的男声传来。
“我是，你哪位？”我懒洋洋地应着。
“是蔡建军不？”对方还在啰嗦。
“你谁啊？”我有点烦了。
“……俺是刘永刚他爹。永刚……他以前在矿上，欠你六千块钱。你把卡号给俺，俺给你打过去…。”
这句话像一根老家麦收时尖锐的麦芒，瞬间刺穿我慵懒的身体。我猛地坐直身体，瞬间清醒，我扯掉眼罩，听着手机里的声音，怔怔地看着窗外。
“喂？你赶紧把卡号给我，俺这会儿在银行哩！”电话那头催促中隐约传来银行电子呼号声。
我快速从抽屉翻出银行卡，沉静地念着卡号。听声音，永刚他爹年纪应该很大了，我念四位，他在对面重复四位。银行卡十九位数字念完，老人又说：“我给你对一遍，你看差不差？6226，4258……”
电话挂断，我的思绪却被拽回十多年前。
我的故乡在洛城西的丘陵地区，庄稼常年靠天收。每年缴完公粮和各种杂费后，能留在家里的所剩无几，我们姊妹4个，年事已高的父亲被生活压得越发佝偻。打工没人要，只能在家和母亲守着几亩薄地，父亲寡言，没事就抽他那根长长的旱烟袋。
初中毕业我在家帮父亲收拾庄稼，收拾完像只无头苍蝇一样，跟同龄人在村里乱转，有时几人坐在高岗上望着远方，你一言我一语，像麻雀一般叽叽喳喳，有时又出奇地安静，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峦出神。
蓝天很高，田野很阔，村落却如蜂巢般渺小，鸟儿很小却飞得很高，我不羁于被村落约束，总幻想着能飞出这贫瘠的土地。但却又不知道自己能飞往何处，对于我们这些农家孩子来说，高考才是唯一出路。但对于多兄妹的我来说，高中如横在我面前一条跨不过去的沟壑，如果我停下脚步，这辈子都别想走出巴掌大的村落。
一天晚上，比父亲小几岁的梁叔来我家串门，梁叔在洛城东的高山煤窑下井，工资很高，一人供三个学生上学，每次回来，他都找父亲聊天，他喜欢和父亲换烟抽，他抽父亲的旱烟袋，父亲抽他的硬盒红旗渠。他边抽边说，“还是旱烟吸着得劲，纸烟没味，要不是矿上管得严，我也弄根旱烟袋吸。”父亲抽着带过滤嘴的红旗渠，只是笑笑，梁叔边吸烟边和父亲拉着矿上的事。
我躺在院里的苇席上听着他们在上屋聊天。屋里灯泡的光跳出门框，在地上拉出一个变形的亮块。头顶的天很黑，星星很亮，不远的蛙声格外响亮。望着璀璨的星空，我突然有了一个主意。
第二天，我对父亲说：“爹，我想上高中。学费，我跟梁叔去矿上挣。”
“不中，那下井可是脑袋别在裤带上，小命说没都没，再说，井上的活，你年纪轻轻能干了？”父亲吸着烟，语气沉重地说。
“别人能干，我也能干，只要能上学，”我执意不肯放弃心中的想法。脸上带着那份委屈和不甘，被憋得通红。
“你先去耍吧，让你爹问问矿上要不要人，”一旁洗衣服的母亲接话。我悻悻地推门离开院落，我知道母亲是把我支走，一来是和父亲商量我去的事情，二来是让父亲问梁叔矿上的情况。
我不知道母亲咋说的，等晚上回来，父亲同意我去下井。妹妹们吃完饭都出去耍了，里屋的母亲在给我整理被褥，衣服，父亲披着外套，坐在凳子上抽着烟，嘱咐我：“你梁叔给矿上打过电话了，要人。你第一次出门，到矿上了有点眼色，别让人笑话。”我点头。
屋里的灯泡散着微黄的光，墙上我和姐姐糊的报纸，在灯光的映射下越发泛黄，我望着报纸上大篇幅关于打工的新闻，我知道我也要成为这千万打工中的一员。
第二天，我背着铺盖跟梁叔出村时，天还没亮。中巴车带我离开成长的地方，驶向一个陌生的世界。
高山矿区没有夏天的生机，只有荒芜的丘陵和矗立的塔架。隆隆的机械声沉闷冗长，长长的传送带把煤运向远方，一切显得简陋而粗粝。当天晚上，梁叔带我去领矿灯，手套，工具，并告诉我明天早上八点下井。
早上吃过饭八点多些，我跟十多个工友站进一个封闭的“罐笼”开始下井。刚开始大家还有说有笑，随着头顶的天空越来越小，聊天声音也越来越小，当天空完全消失，人群也沉默下来，好像被漆黑吞噬了一样，梁叔说，我们要下到地下四百多米。
井下的空气闷热而潮湿，混合着煤粉和岩石的味道。巷道幽深且高低不平，矿灯的光柱在黑暗中跳跃，所能照亮的范围之外是吞噬一切的漆黑。地上乱窜的老鼠，风钻的嘶吼、溜子的运转、顶板偶尔的“咯吱”声，交织成一首沉重而危险的各种噪音。矿灯发出的白光照在电锤打下的煤块上，反着明亮的光。
刘永刚就是在那时认识的。他大我几岁，来自更偏远的山区，皮肤黝黑，一笑露出满口白牙，憨厚而结实。他干活卖力，对我这个“学生娃”颇为照顾。
因为年龄相仿，我们很快就熟悉，休息时，他问我为何来下井，我说，赚学费上学，我说，“你呢？”他说，“挣钱回家讨媳妇，”然后他眼神中透着渴望说，“上学好啊，能上学就上，上学比下煤窑有出息。”
井下的枯燥和辛酸到今天我都记忆犹新，但却不忍心去回忆，虽说那是我人生财富的积累，但那段时光，在我的心里也一直被压得很深，永无出头之日。
每次下井，我都会抬头看天空，因为我不知道，明天能否再看到天空，每次升井，我都感觉自己从巷道的那份压抑中活了过来，舒展身体的活力和激情。
六千块钱就是那时借给永刚的。具体原因记不清了，好像是他家人要做手术。那时六千块不是小数，几乎是我全部积蓄。永刚开口时，黝黑的脸涨得通红。我几乎没犹豫就答应了。他紧握着我的手，嘴唇哆嗦着说：“建军，这钱，我一定还你，一定还你。”
我拍拍他肩膀：“没事，永刚，先紧着家里用。”
后来我攒够学费离开了煤矿，临走那天永刚送我，说，“建军，你留个号码，借你的钱我一定还你。”我就把梁叔家的座机号码写给了他。
再后来我重返课堂，继而考上大学，来到这座城市。那段岁月连同那六千块钱，渐渐被岁月给淡忘，尘封在记忆深处。
“叮——”
短信提示音将我从回忆中拽回。一笔六千元的汇款如期而至。
这笔迟到了十多年的还款，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我以为早已锈死的大门。门后，是刘永刚那憨厚带着煤灰的笑脸，和对这份债务的守信和承诺。
那天下午，我坐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屏幕上的报表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窗外的城市依旧在翻滚，但我的心已经飘向了远方，飘向了那个我已经离开十多年的世界。
六千块。这个数字像一枚生锈的钉子，突然从记忆的木板里凸出来，扎得我生疼。
我试着继续工作，但永刚父亲那浓重的方言口音，还有那小心翼翼核对卡号的样子，总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为什么是现在还钱？永刚呢？他为什么不自己联系我？
这些问题像藤蔓一样缠绕着我。下班后，我开车回家，穿过繁华的街道，看着霓虹闪烁，却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虚浮。这些光鲜亮丽的高楼大厦，这些衣着光鲜的行人，这些我为之奋斗了十多年才拥有的生活，在那一通电话之后，突然变得有些不真实。
我望着城市的灯火，脑海里却全是煤矿的景象：那漆黑的巷道，那潮湿闷热的空气，那震耳欲聋的风钻声，还有永刚那口在黑暗中格外显眼的白牙。
我决定回老家一趟。不仅仅是回老家，还要去那个村子，找到永刚的父亲，亲眼看看，以解除我心中的疑虑。
在不忙的一个周末，我开车带着老婆孩子回到了洛城西的老家。父母见到我们回来很开心，我陪着父亲喝了点酒，母亲和老婆在厨房忙碌，饭后，我去了趟梁叔家。
梁叔也老了，头发白了大半，但精神头还不错。见到我，他很高兴，我们说了好一会儿话。当我问起上次托他打听永刚家地址时，他脸上的笑容淡了些。
“永刚那孩子，命苦啊。”梁叔叹了口气，梁叔告诉我，他也是从矿上辗转多人打听，才找到永刚家地址。永刚家不在我们县，而是在更西边的大山里。
“你确定去找永刚？”梁叔问。
我点点头：“永刚前阵子让他爹给我转了六千块钱，说是以前欠我的。我想去看看，当面谢谢他。”
梁叔沉默了一会儿，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有些复杂，他张嘴想说什么，却终究没说出口。
2
在一个秋日的上午，我按照梁叔给的地址，开车从省城导航去西部深山。盘山公路像一条灰色的带子，缠绕着连绵的群山。越往深处走，人烟越稀少，手机信号都时断时续。
在一个不起眼的村子口，我停下车，向一位在路边闲坐的大伯打听刘永刚。
“永刚家啊，”大伯看了看我，又指了指村子深处，“我带你去吧。”
我把老人请上车，狭窄的村路，窄处仅容一车通过，两旁是斑驳的土坯墙和低矮的瓦房。穿过这些宽窄不一的巷子，老人又引着我走上一段坑洼的土路，才来到一户孤零零的人家。
这是一个半人高的石砌院落，三间过时的土瓦房，陈旧的木门上贴着春节后褪色的年画。一位佝偻着背的老人坐在院里的小凳上，目光呆滞地望着地面，旁边有个四五岁的孩子在玩。
带路的大伯说：“这就是永刚家。”然后向院里吆喝，“老刘，有人找永刚…”
随后，他推开了那扇陈旧的木门。我快步走进院子，放下手里的东西，握住老人的手说：“你好，叔，我是蔡建军，我是来找永刚的，他人呢？”
老人脸上布满沟壑般的皱纹，眼神空洞而昏沉。他望着我直发愣，像是没听懂我的话。
我提高点音量，凑近些说：“叔，我是蔡建军，曾经在高山矿上和永刚是同事！前段时间，你给我转钱的那个蔡建军！”
老人的眼里这才慢慢有了点光，他打量着我，声音沙哑地说：“俺钱……不是还你了？”
“对啊，您别误会，叔，”我连忙解释，“钱收到了，我就是想来谢谢永刚，顺便看看他。他去哪了？没在家吗？”
老人嘴唇哆嗦了几下，才喃喃道：“永刚啊……他走了。”说着，他抬起颤巍巍的手向上屋指去。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屋内光线昏暗，一张老旧的四方桌子上，影绰能看到两张黑白照片。我想有一张大概是永刚了。
来的路上我幻想过很多种见面方式，却唯独没有这一种。我心里猛地一沉，仿佛当年在罐笼里急速下坠的感觉又回来了。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然后猛地抛向深渊。心里堵得像是填满煤矸石和煤灰，透不过气。
我的头有些沉，鼻子一阵发酸，我赶紧扶着门框，待情绪稍微稳定下来，才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进屋内，照片上的永刚穿着不合身的西装，脸颊消瘦，眼神涣散，嘴角勉强挤出一丝笑意。如果不细看，我几乎认不出来，那就是当年憨厚结实的刘永刚。我对着永刚的遗像，深深地鞠了三躬。
我不知道如何安慰眼前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他搬来一个小凳子让我坐下，不等我问，他便用那种近乎麻木的平静语气，断断续续地讲述起来。
“永刚当年在矿上挣了钱，回家娶了媳妇，本来日子有了点盼头。可后来他母亲得了乙肝，前后做了三回手术，家里攒的那点钱很快就花完了，还欠了一屁股债……。”
屋漏偏逢连阴雨，常年井下高强度的劳作，永刚也被查出了尘肺病。
“那病……喘不上气，干不了重活……”老人喃喃着，目光望向远处玩耍的孙子，“这家，没希望……媳妇也改嫁了，留下这么个根。”
永刚生病后不能打工，家里没了经济来源，连吃药都成了问题。病痛的折磨，生活的重担，如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这个曾经像山一样结实的汉子。
“永刚最后……喝药走的。”老人说这句话时，脸上依然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仿佛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旧事。可那份死水般的平静之下，我却看到了比痛哭流涕更深的绝望和心酸。这让我想起课本里的祥林嫂，那种反复诉说悲剧后，最终被苦难磨平了一切棱角的麻木。
“临走前，他抓着我的手，”老人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颤抖，“他说，爹，我对不住你，对不住娃……还有个事，俺欠建军六千块钱，你记着，一定……一定替俺还上。他把你的号码写在一个烟盒上，俺一直留着……”
老人说着，从贴身的衣兜里掏出一个小塑料包，层层打开，里面正是一张早已磨损发黄的烟盒纸，上面是我熟悉的梁叔家座机号码，字迹已有些模糊了。
我看着那张烟盒纸，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六千块钱！就是为了这六千块钱，这位失去儿子的老人，是如何省吃俭用，如何一点点积攒，最终走进银行，完成了儿子临终的嘱托。
下午，我开车到镇上找到银行。从银行取出一万四千块钱，分开捆扎好，又买了一些米面油，零食，再次返回那个大山深处的小院。
我把东西搬进屋里，然后坐在老人面前，将那一万四千块钱推到他面前。
“叔，您转我的六千，我退给您。”我看着他疑惑的眼睛，顿了顿，声音异常清晰地说，“另外这六千，是我当初借永刚的，现在还他。要不是您给我转账，我都忘了这事了。时间太长了，这两千块钱，算利息。”
老人听我说完，昏沉的眼里渐渐噙满了浑浊的泪水，他嘴唇哆嗦着，像是费了很大力气才组织好语言：“永刚临走时说……俺欠你六千……他给我写你的号码……现在咋成你欠俺了……”
“永刚那时可能糊涂了，记错了。”我打断他，用力握了握他那双布满老茧，粗糙得像树皮一样的手，语气坚定地说，“没错，叔，就是这样。钱您收好，我……我走啦。”
老人执意要把我送上大路。祖孙俩默默地跟在我身后，走过那段崎岖的小道。我发动车子，缓缓驶离。从后视镜里，我看到那一老一少两个身影，一直在村口站着，像两棵安静的树，身影越来越小，直至融入那苍茫的大山。
我没有直接回城，沿着蜿蜒的山路，把车开上了最近的一道山梁。停稳车，我走了下来。
站在梁上，极目远眺。十多年了，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想起永刚的脸，想起在矿灯照耀下，他把自己的馒头掰一半递给我时的憨笑，想起他拿到那六千块钱时，那如释重负却又无比沉重的眼神。
梁上起风了，带着深秋的凉意，也吹乱了头发。我裹裹衣服，风卷着山野的气息掠过耳畔，也吹散了心头的些许滞闷。我忽然明白，我和永刚之间，从来就不是一笔六千块钱能算清的账。
他当年那句“一定还你”，是绝境里对承诺的坚守，是底层人在生活泥沼里，为自己，为友情留住的最后一丝体面与尊严。而今天的我，与其说是“还债”，不如说是一种认领。认领那段黑暗岁月里他曾给予我的点滴温暖；认领这份穿越了生死，沉甸甸的信任；认领一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人，不该丢掉的本份与初心。
“债两清了”，不过是对物质世界的了断。而有些东西，早已在那次借钱与承诺的瞬间就完成了交换。他用他的守信与托举，诠释了人性的重量；我用我的铭记与行动，承接住这份生命的馈赠。它们不再是压在我心底令人窒息的黑暗与寂静，反倒像当年矿灯那束微弱却无比坚定的光，穿透时光的尘埃，在我后来的人生里，一直隐隐地亮着，提醒我来自何处，底色是何。
我望着远方那蜿蜒曲折的山路，一头连着这苍茫的大山，一头通向外界的繁华。转身回车时，山风似乎小了些，天际线上云层裂开一道缝隙，洒下缕缕澄澈的光线。
我启动车子，缓缓驶向下山的路，身后的群山沉默如谜，前方的道路在光影中延伸。我知道，有些光，永驻心间；有些债，在清与未清之间，才显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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