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立体主义的传染
在此时的这个第一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分隔主义阶段。
随后，作为1911年10月波丘尼、卡拉和鲁索洛巴黎之行的后果，其风格上发生了变化。
此后，在秋季沙龙中.未来主义者了解了立体主义者的作品，并参观了巴勃罗·毕加索的工作坊。
对此，他们对巴黎先锋派有所了解之后，放弃了分隔主义的图像永久性，并应用立体派的同时性概念，用其来表达运动和动态张力。
贾科莫·巴拉·尼娜的作品《阳台上的女孩》(1912年)仍然具有点画技术的色彩，显示出了艺术家对新印象派的结构、动态和色彩变化的兴趣。
但是它真正表达的是一个女孩的相对运动。
通过运动的合成图像，她以极快的速度走动。
又通过图像的倍增和重复节奏的出现，同时向我们展示了人物的连续运动。
1912年2月，巴黎的伯恩海姆——朱尼美术馆举办了第二届未来主义画家展览。
在展览中，未来主义画家批评立体派画家对过去的依恋，描绘没有动静的对象。
波丘尼也指责立体派把同时性概念引入绘画时进行抄袭，但他不得不承认立体主义对他们的重要性。
未来主义画家前往伦敦、柏林、海牙、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和慕尼黑进行巡展。
从那时起，随着画家们各自发展自己的职业,，未来主义绘画开始传播和成熟。
波丘尼的《心境》系列和卡拉作品在主题和风格上都受到了立体主义的影响。
巴拉则在诸如《车速+光》(1913年)和《爱国游行》(1914一1915年)等作品中，开始了其对光和运动的表达的个人探索，并且，其本人也成为欧普艺术的先行者。
在《汽车动力》(1912-1913年)等作品中，鲁索洛在有象征主义背景的点彩主义和力线运动的示意性表达之间变化。
塞维里尼在诸如《巴尔塔巴林的动态象形文字》(1912年)等作品中，捕捉了巴黎歌舞表演的生动图像，在其画作中，人物面部被分解和重构，以拼贴的形式使用运动的、自然主义的和意外的碎片，带来了惊喜和讽刺性的效果，这些成了达达精神的前奏。
不过，随后未来主义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寿终正寝。
因此，技术进步可以带来美好未来的这个信念，被击得粉碎。
这不仅是因为其多数成员去参军打仗，而且还因为该团体内部出现了不合。
随后，在一战结束后，在20世纪20年代，未来主义的缔造者们转向更具造型意义的画作，但未来主义的成分在先锋派的大多数作品中继续表现出来。
同时期的部分现藏作品:
贾科莫·巴拉的作品:《爱国游行》(1915年，布面油画，101厘米x137.5厘米，现藏于马德里的蒂森-博内米萨博物馆收藏);《阳台上的女 孩》(1912年，布面油画，125厘米x125厘米， 现藏于米兰现代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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