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小说家言：“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有治有乱是天道恒定之理。
古人很早就在思考，这其中所蕴藏的道理，为什么久治必定会生乱呢，能不能真正的做到长治久安，能不能“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事实证明，这只能是一个美好而不切实际的愿望，从秦始皇开始就想尽了一切办法，头颅滚滚，法网森森，终究还是无济于事。
李卓吾说：“一治一乱若循环”，有国者就像是一头推磨的驴子，使劲浑身解数，总也绕不出一治一乱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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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认为，治乱只是表象，其内核在于文、质二字。“文”代表秩序、礼节、享乐，“质”代表无序、简单、质朴。
当国家草创之时，创业者因为有过艰苦的经历，知道民间百姓的疾苦，所以往往是比较简朴亲民的。
比如刘邦建立汉朝之时，堂堂大汉朝，竟然连四匹同样颜色的马都找不出来，而将相大臣出行只能乘坐牛车——“天子不能具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这也倒不是他们不想奢侈，而是国家刚刚脱离战乱，百废待兴，实在是没有奢侈的资本。
再加上像刘邦、朱元璋这些创业者，本身都是出身寒微，饱受了人间疾苦，知道老百姓过的是什么生活，所以也不好意思太奢侈。所以他们在位的时候，可以说是宵衣旰食，想尽办法增加国家财富，与民休养生息。
所以，历朝历代的草根创业者，在开国皇帝去世以后，都会经历一段时间的所谓“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汉武盛世，唐朝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
经过了“盛世”之后的国家，府库充盈，贯朽粟腐，其后世之君可以说是在脂膏堆里长大的，早不知道艰苦为何物。
比如据司马迁记载，在汉景帝、武帝年间，国库里的钱堆积如山，因为长时间用不到，串铜钱的麻绳都烂断了。仓库里的粮食，多的堆不下，只能堆到外面，因为长时间不食用，很多粮食都腐烂发霉了。
在这种盛世背景下，上到王公大臣，下到地方豪强，无不在想尽办法的享乐，根本不知道底层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晋初石崇和王恺斗富，史书间记录的文字，我们现在读来还是令人发指。
可以说，每个强大的王朝都要经历这样一个阶段，而在这个阶段社会风气浮华，贵族阶层贪图享乐，贫富差距渐渐拉开，这也就是李卓吾说的“文”。
然而盛极必衰，一个王朝一旦到了这个阶段，其中的贪腐荒淫数不胜数、制无可制，这就预示着国家要走下坡路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的汉朝，在汉武帝时盛极一时，也正是在汉武帝时盛极而衰；历史上的唐朝，在唐玄宗时盛极一时，而唐玄宗险些亡了国，自此唐朝一蹶不振；历史上的清朝，在乾隆皇帝时达到极盛，而老百姓也早已苦不堪言，乾隆一死就有百姓揭竿而起了。
所以经历了盛世的极“文”之后，社会风气将开始进入“质”的阶段，而这个阶段首先是从老百姓开始的。贪墨横行，乱象横生，上行下效，官逼民反，最先感到日子过不下去的，一定是最底层的老百姓。
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贫富不均到了极点，社会的不安也就随之产生了。
于是，就开始了新一轮的战乱，老百姓为了寻一条活路，跟着某些潮流揭竿而起。在战乱中，很多过往的繁华都被粉碎，民生更加艰涩，老百姓艰难度日、温饱难求。
造反者忍饥挨饿，也要为公平而奋斗。曾经的那些富人们，往往成为老百姓仇恨的对象，在战乱中首先被驱逐，从而整个社会都陷入了“质”的氛围当中。
乱到了一定程度，治也就来了，国家再次得到了统一，财富利益得到了重新的分配，人们期待的公平终于降临了。
可驴子转了一圈，却又回到了原点，“文”又回来了。
开国的刘邦、朱元璋们，张良、刘伯温们，知道创业的不容易，知道老百姓的不容易，所以衣食朴素，想办法休养生息、与民谋利。
到了他们的儿子、孙子们，那些吃肉都嫌肥的孝子贤孙，早已经不知道老百姓过得是什么日子。如果有人告诉他们，老百姓已经吃不上饭了，他们会说：“吃不上饭，为什么不吃肉丸子呢？”
肉丸子？还特么红烧铁狮子头呢！
庄子曰：“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初创时期官衙精简，老百姓想找官府办事也简单。到大厦将倾之时，机构官僚冗杂，规矩秩序繁多，老百姓反而连个“官”都见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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