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林夏背上了比肩膀还宽的新书包，踏进了市区小学一年级的教室。开学第一周，空气里还飘着粉笔与松木课桌的混合味道，午后的阳光把黑板照得发白。那天是周五最后一节班会，班主任李老师拍了拍讲台，笑意里带着鼓动：“同学们，下周我们要竞选班干部！先选班长，谁想第一个试试？”
教室里一下子安静得能听见吊扇的吱呀声。
林夏坐在第三排，小手搁在桌沿，指尖因用力微微发白。她听见心脏“咚咚”撞着胸腔，像有人在里面敲鼓。鼓点越来越快，最终冲破喉咙——她颤颤巍巍地举起右手，手肘离桌面还不到两厘米，仿佛那是一条随时会断的线。
李老师微微弯腰，目光从眼镜上方探过来，语气里满是意外：“林夏，你是不是听错啦？”
一句话像冷水浇下，林夏的指尖立刻往回缩，指尖在桌沿刮出细小的“吱”声。她张了张嘴，却只发出一点气音，又死死抿住。李老师见状，转身面向全班，笑着打圆场：“看来很多同学还没准备好。那好，我们下周三的班会再正式竞选，大家回去想一想！”
掌声稀稀拉拉响起，林夏把半举的手悄悄藏到桌肚里，掌心全是汗。
接下来的几天，她把竞选稿写了撕、撕了写，最后折成小小方块塞进铅笔盒最底层。周三上午，雨点敲着窗玻璃，她盯着讲台上那截雪白的粉笔，脑海里却反复闪回李老师那句“你是不是听错啦”。
班会铃响，她终究没站起来。
她把折皱的稿纸往书包最深处塞，仿佛也把自己的渴望一并埋进去。心脏仍在敲鼓，却不再是为了上台，而是庆幸：还好没人看见她涨红的脸，还好没听见台下可能出现的哄笑。可就在那一刻，她忽然发现——比落选更难受的，是她亲手熄灭了那点微弱的、想要发光的火苗。
林夏坐在教室倒数第二排，像一颗落在缝隙里的尘埃，毫不起眼。成绩表上，她的名字永远稳在中段偏下的那一栏；课堂提问时，她的声音轻得像粉笔末，飘不到讲台第三块瓷砖。她最大的奢望，不过是李老师在点名册上多停一秒，或者在作文本里画一颗小小的红星。可那些星星总是落在别人天空——那些家长常来办公室送水果、送茶叶的孩子，那些名字后面缀着“赞助”“家委”的孩子。
林夏的妈妈早晨六点出门，晚上八点还在批改学生作业，电话永远调静音。家长会缺席的次数多了，李老师的目光便像跳格子一样，习惯性地从林夏身上跨过。
那天的语文课，阳光把黑板照得发白。李老师让完成课后练习题第一题，林夏攥着自动铅笔，三分钟就写完了。她怕空着时间被老师误以为偷懒，便翻开练习册，悄悄写起第二题。笔尖刚划出第一个拼音，一声脆响在头顶炸开。
“林夏！”李老师的眉头拧成倒八字，“你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吗？！”
粉笔头“啪”地砸在她桌面，碎成白灰。
“去，门口站着！”
林夏的耳膜嗡嗡作响。她站起来时，膝盖撞到了桌角，疼得发麻。全班四十多双眼睛像四十多盏聚光灯，刷地照过来。她不敢看任何人，低头穿过走道，脚步轻得像猫，却每一步都踩在自己的心跳上。走廊的风比教室里冷，墙皮斑驳，贴着“文明班级”的奖状边角翻卷。她靠在门边，鼻尖抵着冰冷的瓷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死死咬住下唇——怕一松口，就会发出丢脸的声音。
下课铃响，同学们鱼贯而出，有人好奇地回头看她，有人故意绕开。林夏垂着头，盯着自己洗得发白的鞋尖，忽然觉得那两行生字像两行嘲笑，在脑子里无限放大：
“林——夏——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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