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正在遭遇空前的危急，一种与大自然背道而驰、从而让人性崎岖异化的危急。
在人类开始有文字的文明之初，西方、东方，都还葆有着与大自然其乐融融的关系。我们的《诗经》，草木山河，花鸟鱼虫，应有尽有，“关关雎鸠”，连最美好的爱情，都要联系到小鸟的鸣啭。而此时的希腊，有个叫第欧根尼的哲学家，面对征服者亚历山大友好的拜访与“需要什么”的问候，连站起来都不屑的第欧根尼，只是请他“站到一边去，你挡住了阳光”。
但是，人类在与大自然分手、并丢失了那把回归的钥匙。大自然是谁?是存留着大自然全息的我们自己，是我们身旁的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地球，是照亮我们的太阳与月亮，也是整个宇宙。人，本来是宇宙万物的一分子，却膨胀成万物之灵，要跳出其中，高高在上，甚至还“呯”地带上门，连回去的钥匙也愚蠢地丢失。这种丢失，不仅迷失了生存的家园，也迷失了精神的家园。
堪慰的是，那把钥匙还在。
当中世纪教会的控制长时间荼毒生灵、泯灭人性的时候，正是人类无畏于宗教裁判所与熊熊的火刑，用对于天体一步步趋于真实的认识，终于艰难地找回那把钥匙，打破了宗教的一统天下。开始于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又在将劳动与思想的人类逼迫为机械与工具、将活泼的人性物化为利润与金钱。总会有柔软的敏感者或曰先知者出来，苦苦地寻找那把钥匙。难怪爱默生会说“文学是人类精神的培养基”，一个在爱默生的帮助下只身在瓦尔登湖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名叫梭罗的人，写下了一部文学的经典：《瓦尔登湖》。不管别人怎样看，我却看出了满书的悲悯，面对人的物化与人性的异化，他为人类小心地捡起那把丢失的钥匙，打开来，让我们看到一个可以让心与灵魂充分栖息的大自然。他还让爱满溢全书，是赞美，更是对大自然的感恩，当然也是对于健全人性的展示与复活。我曾六次去瓦尔登湖，那样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湖，竟看到在美国难以见到的人流的“络绎不绝”。每次去，都会有一个相同的念头鼓舞我：迷失的人类总还存在着莫大的希望，瓦尔登湖就在那里静静地又净净地面对着湛蓝的天、也等待着梭罗与他的后人们。梭罗并不孤单，美国又在二十世纪让一个叫利奥波德的人，揭示出“土地共同体”的理念，并写下了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振”的名著《沙乡的沉思》。
现代中国，除了面临人类共同的困境之外，更有着别样的遭际，可谓一言难尽，积重难返却又有带着“微光”的“响箭”(鲁迅语)。先是徐迟翻译了《瓦尔登湖》;海子写下了《梭罗这人有脑子》，幻想梭罗是一名女性，“洁白的冬熊/摇摇晃晃上路/靠近他的乳房/凑上嘴唇”;而后就有一个叫苇岸的人，让这本书改变了自己的文学之路，从诗歌走进散文，并与那个美国人利奥波德产生了深深地共鸣，虔诚地重提“土地道德”，呼吁人们以谦卑与善良的态度对待土地与自然，并为我们留下一部难以朽败的书《大地上的事情》。只是苇岸是孤独的，他的这本不厚的书也是寂寞的，他早早地去世之后，热闹的文坛再也难以觅见与大自然保持亲近与畅通的静谧的心，“惟独不见一个作家应有的与万物荣辱与共的灵魂”(苇岸《我的自述》)。
只要人类的这个危急在，人类的一项重要工作——找回那把丢失的钥匙，总是必须的又是急迫的，而且总得有人承当，哪怕是一生的孤独与寂寞。我曾经迷失过，但是良知与面对喧嚣时的厌恶，还有那份对于大自然与生俱来的迷恋，都令我深长地走进那条幽弯曲折却又有着无穷兴味的小道。耗心血、费生命，却又真真地乐在其中，关键是我常常地看到那把被无数前人握过的钥匙，正暖暖地亲亲地在我的前面，等待我也在召唤我。
翻捡这些文字，竟有了近三十万字的积累。写下时，也许并没有想到如何，甚至会忘掉了文学，只是由衷地喜欢，一种弥漫着对于大自然忠贞的喜欢与赞叹。并且这些文字并不完全陷入于孤单与寂寥，在陌生的世界里，它们也有过温暖的经历。曾经，有一个叫贾梦玮的人，发现了它们，并选出七八万字，一次性登载于《钟山》杂志的头题上。后来，远在武汉的一位年近八十又有眼疾的黄家利先生，由这些文字再一篇篇地扩大范围搜集起来，又一篇篇地配图做成美篇，编辑成一本奇特的电子书，并将其命名为《草木山河》，让我感动不已。而今这本书的得以出版，又是仰仗了素昧平生的诗人云兄，他以好多年持续地关注我这个不合群的乡下人的写作为背景，信任、肯定这些文字，并尽力促成它们的结集与面世。
我还会以我的余生去追寻那把遗失的钥匙，像朴素的苇岸那样，不求闻达，不计报酬，做一个“人类的增光者”。
(李木生2018、11、26写于济宁方圆垦荒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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