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十二时辰》实在是有着强烈的美剧风，看的时候，总有些恍惚，但又有坚实的文化基础，很好还原当时历史风貌。
解释一下“干谒”，熊逸的解读
唐朝的科举绝不是考验单纯的应试技巧，考生们还必须提前来到京城，打通各种达官显贵和文化名流的门路，求得欣赏和引荐。只要关系能打通，几乎就算成功了一半。
从朝廷用人的角度来讲，这样搞其实也不能说没有好处，因为打点关系的能力特别考验情商。而一个情商太低的人，哪怕能在书面考试上出类拔萃，怕也不是做官的好材料，将来平白惹出各种人际关系上的矛盾。
拉关系、走后门，当时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作干谒（gān yè）。唐人高适写过一首《行路难》，最后两句是“有才不肯学干谒，何用年年空读书”，一个人再有才华，但只要不肯去学干谒的手段，读再多的书也是白费。高适这样讲虽然有点反讽的味道，却不失为唐朝社会的客观写真。
在各种干谒手段里，最有诗人风格的一种叫作行卷，就是把自己的诗文作品精心挑选出来，用最好的纸张、最好的笔墨认真誊写下来，投献给权贵和名流，期望得到后者的赏识。
投献的过程其实很有几分凄凉，我们可以看看杜甫的一段回忆：
“长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鞴（bèi）马听晨鸡。公卿朱门未开锁，我曹已到肩相齐。”（《狂歌行赠四兄》）
这是描写长安城里一连下了十天秋雨，街上到处泥泞，但杜甫和一群考生早早就准备出发了，在达官显贵的府宅大门还没有开锁的时候，杜甫和那些考生们就已经人挤人地守候在门口了，真是一副狼狈相啊。
对于读书人来说，做到这种地步多少有些丢人，所以他们为行卷取了一个很美丽的雅号，叫作“求知己”。这就意味着，诗人在想象中把自己和权贵放在平等的位置上，两者虽然身份悬殊，但心心相知的境界是可以超越一切世俗阻碍的。
看看古人，信陵君贵为魏国国君之下最有权势和身份的人，侯嬴和朱亥却不过是魏国都城里的普通百姓，他们却可以肝胆相照，以义气结交。再看看张释之和王生，张释之既然可以放下身段为王生系好袜带，那今天的贵人们也一定可以。
唐朝的权贵们确实也很重视前来行卷的考生，因为这正是投资潜力股的最佳时机。谁的眼光好，举荐的考生将来够优秀也够知恩图报，那么谁的政治势力也就越大，发言权也就越高。
所以权贵们的挑选标准，明面上一定是才华，但暗地里也难免会有世俗的考虑，要选那些懂得知恩图报的人。如果从行卷作品里，从某个考生已经流传开来的诗作里做出第一轮的筛选，“感君恩重许君命”这种调性显然更容易受到青睐。
我看到第三集，有其他的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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