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士豪不断念叨的一句话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句话点破了英雄主义的浪漫所在:我不能掌控生死、富贵,但是我可以掌控当下的生活;为现在相信的(道义,情感)置生死、富贵于度外,显示的是对存在本身的关注。最后,孤独的雷洛从加拿大打来电话,重复跛豪那句“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实际上是对当年二人英雄事迹的怀念:进入九十年代的香港,再也不是枭雄叱咤的时代,他们老了,同时老去、消逝的还有浪漫的英雄主义。
这种回忆同时也是影片想要传达的,电影在最后一再重复雷洛跛豪二人的辉煌事迹,并附加黑白色调和古旧效果,实际上是在今天的香港缅怀消逝的英雄主义。从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香港经济腾飞,到九七香港回归,再到近几年的香港各种运动,这段现实历史的进展,其实正是暗合英雄主义的消逝过程。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需要秩序井然的社会环境,廉政公署应运而生。警黑联合意味着法律徒留在形式上,利益分配的潜(暗)规则影响人的生存。九龙城寨更是悬置形式法,表面上以江湖道义治理城寨,实际上是以个人权势维持秩序。资本主义让人成为生产逻辑链条中的铁环,铁环的角色要素是有序、安全、明确、勾连,这和一九七四年(廉政公署成立)之前的警黑联合的社会状况是格格不入的。
廉政公署成立之后,贪污腐败受到打压。形式法成为实际法,资本主义确保人在资本主义逻辑中生老病死,生存实际上变成了计算机程序一样的固定过程。人在这个过程中丧失了自我,生死只是生老病死,潜在的威胁生命的偶然因素被排除,人更安全,甚至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人的生命持续更久。但就丧失了自我的生存来说,也丧失了生活。跛豪说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还意味着:既然我无法掌控生死和富贵,索性不去管,索性抛弃这些考虑,放手一搏。他是在放手中,感受到生命,获得了生命。放手即是对生命的审视,又是自我在偶然因素冲击下的主动出击。
九七之后,安定有序的香港发展渐趋缓慢,而近几年,香港年轻人不断感受到经济形势的日益严峻,政治环境的趋势恶劣,从而不断引发抗议活动。政治抗议的本质分歧在“一国”和“两制”之间,至于一些“港独”的呼声,显然缺乏现实基础。无论从哪种角度考虑,独立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方案。激进的政治主张更多的现实意义在于为妥协赢得筹码,而献身激进政治、对抗强权的年轻人,实际上并不是过去的浪漫英雄主义。
跛豪和雷洛所怀念的英雄主义,是建立在情义基础之上的二人合作所生发出来的。这种情义,包括跛豪带出来的几位兄弟和他的情义,是在人与人的现实关系以及互动中产生的,这不同于政治主张。一种政治主张它并不通向真理或谬误,它只通向建构或秉持这种政治主张的人如何评价它。为“真民主”或“普选”献身,只是献身者自以为在为“真理”献身,就勇气来说,这当然可以看作布鲁诺为“日心说”遭受火型一样的献身,但这些“真理”并来自真实的关系。“真民主”或“普选”作为治理手段,它显现的是人群(治理者)和人群(民众)的关系,而并不是个体人对个体人的,或个体人对客观世界的关系,即,它不是献身者切身其中的关系。
浪漫的英雄主义必然是传达了人作为个体人切身感受到的真实情感(跛豪在雷洛身上感受到的,在其每个兄弟身上感受到的),一种为国家献身的英雄主义(例如某部国产大片体现的),实际上传达的是虚无的个人英雄主义。后者把国家利益等同于全体国民利益,再等同于每个人的利益,这样的逻辑链条下,个人为国家献身就等同于为自己及自己身边的人献身。但实际上,国家利益从来不等同于全体国民的利益(例如纳税是有损全体国民利益的,但是利于国家利益),全体国民利益就更不等同于每个人的利益(全体利益到每个人的利益,涉及到利益分配问题)。
如果一个人不能在自己切身其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中,学会分辨爱与恨,不能在这种关系中获得生存的动力和激情,人在其他地方,在其他任何虚幻的泡影里获得的,也必然是不堪一击自欺欺人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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