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婆婆是村庄中行走的耳朵，她走后，村庄也聋了；友叔是村庄的喉咙，他走后，村庄就哑了……
01
长满茅草的路。我依稀记得，从前，这条路阔又阔，是进山必经的路，就着山开辟出来的，保留着黄土底子，上面铺着一层浅黄的细沙，有些是多年来进山出山的鞋底留下的，也有的，是大雨冲走泥浆独留下砂子。我曾走过独自走过这条路，在年少时的正午或者黄昏。
春天小山丘开满云霞一样的映山红。映山红可以吃，扯下花朵，吹去花蕊，然后，撕开花瓣，平放在手掌心，层层垒起来，一口吃掉，但除了酸酸的，好像也没其他味道。一种叫野高粱的，低而矮，但其实跟高粱完全不沾边，那茎是可以吃的，但要酸掉大牙。
带点甜味的是茅针了，学名叫谷荻，是茅草初生叶芽后处于花苞时期的花穗，剥开抽出小棉条，然后将那絮状物一圈圈地绕成一铜钱大小的“饼”，一口放进嘴里，甜甜的，软软的。靠近水边会有金银花，洁白的，粉黄的，那股清幽的香味，与桂花的馥郁不同，远处高楼的箫声一般，香得有些空灵。
近端午，也曾在这长满野栀子花的小山上摘过栀子花。从前，单知道，这野栀子花是插在发辫上避汗味或者插在家中的小碗，小玻璃瓶上，留住满屋幽香的。然后，直到有一天，吃了一口香气扑鼻的干菜，大姐说，这是干栀子花。用水煮熟，晒干，象金针一样，炖肉或者用熏肉炒着吃的，别有一种野菜的清香。暗叹，真是暴殄天物，吃花，我总觉得，较之取其香，有些粗暴。
勤工俭学的时候，学校放假，让我们到麦地挖半夏。顶着毒日，小心翼翼地翻开晒在麦地上的麦秸，看到顶着三叶的半夏苗，小铲子挖下去，露出一个碗豆大小的小球茎，要的就是它，一上午也不过挖上几两。那麦秸翻开时，时常会翻出长蛇来，蛇，那该是我少年时代最恐怖的意象。无毒的竹根蛇，有毒的是眼镜王蛇，黑色脊背，乌灰的腹部，但多数，是竹根蛇，暗红色小花纹，烈日炎炎，它们钻进麦秸下乘凉。
问父亲，这怎么荒芜这样了？答道，一年到头，也没几个人走。是的，春天没有采摘映山红的顽童，夏天没有放牛的少年，秋天，白薯和花生收割的日子，地，却任由它，荒芜成茅草垄。
那茅草垄中，躲着一座坟，没有墓碑，小小的一个小土丘，象顽劣的儿童捉迷藏时，被告知必须趴在那里不动。父亲告诉我，那是你友叔啊。我愕然不已，虽然知道他已经去世了，但突然之间，我始终无法将那么一个高大健壮的人，与这样一个小小的土包连在一起。它怎能掩埋，他蓬勃的一生？
为什么要埋在路边？说，他九十岁满头银发的老母要求的，说，他一生最爱热闹，就让他躺在这里。人走过，“喂”一声，或者，唱个歌，哼个曲，给他听；牛走过时，哞一声；狗走过时，汪一声；猫走过时，喵一声；鸟雀飞过时，啾一声；埋在别的地方，悄无声息，他会寂寞的。
那九十岁的老母，据说年轻时吃过乌龟膏，所以身体特别健硕，虽是三寸金莲，借助拐棍，走起路来，恰如一阵风。男人从峭壁上摔下来，死掉，后来，村里来了国民党的逃兵，据说是四川人，她就配了这位年轻的国民党逃兵，接着又生了两个娃。
基因遗传的威力无穷。前面两个儿子象前夫，老实巴交，一个挖了一辈子的矿，即使过年几天都在忙着上工，却也不见致富，妻子是那种吝啬成性的人，两人素不相能；另一个在城里捡了一辈子破烂，大约因为长年跟废品打交道，也在母亲前去世。后夫生的两个，一个财叔，一个友叔，都爱唱，爱热闹，哪里热闹，在哪里找他们，一找一个准。谁家有红白喜事，叫他们，总能帮你安排得妥妥帖帖，尽心尽力。
他们是天生适合活在戏中的人。在自家则几乎谈不上生活规划，那是太过透实的现实，是他们不愿触碰而乐意躲避的。他们喜欢“做戏“的感觉，那戏，想必比现实人生，来得更明快，更传奇，没有九曲回肠，只有大团圆的热热闹闹。
大抵，他们更愿意，活在“戏“的幻觉中，以抵抗现实的“噬咬感”。村里请人来唱大戏，黄梅戏。他们兄弟肯定是最积极的筹划者。大约，在热闹的麻醉中，可以暂时性地，遗忘现实中的灰暗。
擦着雪白的水粉和艳霞一般胭脂的花旦，乌油油的鬓发上谢插着支金步摇，走起路来，那金步摇随之有节奏地动，看呆了小时候的我。她们提着火红的石榴裙在乡村的泥泞中小心翼翼地走。
凤冠，霞帔，明黄的流苏，那样明艳动人的色泽，与乌灰的乡村路，形成鲜明的对照，越发显出戏中人的惊艳，也透出现实的压抑。
02
一个人的消失总有些让人惘然，一开始，总不会相信，过些时日，没见到他了，再过些时日，仍不见他，便有些动摇了。直到年关来了，村村响起了鼓锣，仍不见他来张罗，邻村唱起了旱船，依然悄无声息，那套锣鼓就放在宗祠的二楼上，水泥浇灌的楼梯，走上几步，上去就可以取。
偶尔，在深夜听见有人脚步，轻而碎，以为竟是友叔，后来，想想，应该是风刮过枯叶，那枯叶刮过地面。寂寂的，竟然就像脚步，竟然象叹息
年幼的时候，总看见他肩上扛着犁耙，手里牵着一头牛，漫步走在黄昏的田埂上，夕阳将他的身影拉得老长，霞光打在他酱黄色的脸庞上。
他带着满意的微笑，口里哼着小曲，走过小溪口，放下犁耙，将那头老水牛，系在路边的那颗大枇杷树商，然后，走进小溪，用清凉的溪水，先抹一把汗津津的脸，再用那水冲冲糊满泥巴的脚。
经常，待黑泥巴冲洗干净时，腿肚子上，还紧紧地吸附着长而肥的蚂蝗，有时候，还不止一只，左一瞧，脚背趴着一只，右一看，脚踝上还吸附着一只。那些蚂蝗，有麻黄色，有墨绿色，已经圆鼓鼓的了，友叔将它们扯下来，狠狠地摔在地上，口里念叨：娘的，我这一天，白干了，全被喂你们龟孙子了。
有时候，他运气好，赶上那溪口，有乌龟，老鳖，黄鳝，或者河虾，他会停下来抓捕它们，扯了一把青草，将它搓成绳子，系在老鳖的腿上，或者黄鳝的脖子上，再把草绳打个活套，用手指勾着。
一切就绪，复扛起犁耙，从树干解开牛绳，嘴里哼着“丢了一颗籽，发了一颗芽，红杆子绿叶开的是白花……”乐呵呵地向家的方向，慢悠悠而去，那是韩再芬的黄梅小调《打猪草》，不用说，第二天，他可以打一餐美美的牙祭。
村人总结友叔一生经验时，把他最后的悲剧，归咎于他的不积蓄。一生随性自由，仿佛脚踩西瓜皮，滑倒哪里算哪里，到哪里黑便到哪里歇。
那些年，村里的壮汉和年轻的妹子都去沿海的深圳或东莞或温州打工了，他们散落在温州的皮鞋厂，东莞的足疗店，深圳的流水线上，村庄一下子空了，也一下子，老颓了。“a dog has his day ”。身体壮硕的友叔，由此，迎来了他人生的黄金时代。那时，连人带牛一起出租，一天50元，有时候甚至达到70元，管一天三餐。
早晨必定是一大海碗腊肉折子粉或腊肉有面，那香喷喷的气味，仿佛一把钩子，把父母有意支出去的娃娃都按时地钩回来。友叔，此刻，觉得再大剌剌地只管自己往嘴里扒，有些不大好意思，于是一定要推辞，自己吃不完，要来一个小碗，拔出几筷粉丝，或者油面，再夹出几块腊肉，或者，将圆圆的鸡蛋饼扯碎，给小碗夹几块，留给那一旁望着他的碗有些痴迷，吞咽着，几欲留口水的娃娃。
友叔是娶过亲的，据说，我没亲见，但有儿子为证。但他生性贪玩，痴迷玩，据说，新婚的第一个年，他把新新媳妇扔在家，自己跟着一帮人去敲锣打鼓，这还不算，跟别人通宵打牌，那新媳妇才嫁过来没几天，人生地不熟。扯住他袖子不让他出去，他狠狠一甩手，说道：“我这辈子，还能被你管住，那还了得！”
一句话，冷了女人的心，后来，据说又因为类似事，再次冷却，如此反复，女人生下孩子，扔给他，从此一去不返。
那媳妇再嫁人了，生了一儿一女，从此，就彻底断绝了回头路，也再也没回来探望过他和儿子。都说母子连心，都说“百年修得共枕眠“”，然后，何以这样做到，今生，再也不回来见？一定是被狠狠地伤过，伤过之后，再无原谅。后来，长大了，自己跑回去偷偷地瞧母亲，但有些东西，如同年轮，再也回不去。
后来，倒是继娶了一房媳妇，但那女人有陈疾，且，他依然故我，依然，是那个爱热闹，属于“场面”和“戏台“的人，像入戏过深的戏子，他已经不喜欢，也想，回到一地鸡毛的琐屑现实里去。
那些年，他攒下来的钱，全给他打牌输了，整夜整夜地打牌，打累了，主人家正好开有杂货店，想吃什么，想喝什么，想玩什么，直接从货架上拿，钱，牌打完了，一并结算，不用做饭，轻轻松松，他喜欢那种输钱后，别人对他满脸的笑容，让他在他们家吃口便饭的那种其乐融融，而不愿意回到冷锅冷灶的自家。
每逢九、十月，总会有攒足了钱的打工人陆陆续续回来，用攒了大半生的钱，来造他们的人生“大事业“。比如，在外面做缝纫的，他们在山坡上，竖起了一座三层八间的大瓦房，周身贴着结白的瓷砖，厨房，厕所，车库，小菜园，一应俱全。
在新疆做包工头的回家，自己带着徒弟开始着手改造自己的老房子，在旧地基上重新起了一座二层小阳台楼，木地板，卫生间，洗澡间等也整出来了，跟城里人没什么两样，冬日，还有八个像小太阳一般，暖乎乎的“浴霸”，冬日里洗澡，暖乎乎的。
每逢此刻，友叔总望着别人的忙碌出神，有时候，也会前去帮别人递递砖，把人抹抹墙，或者提和水泥。每逢此时，总有人会哪壶不开提哪壶：“友哥，明年把房子改了吧，改他个三四层，钱可别捂烂了！”友叔总是嘿嘿一笑，不作答，脸色却有些讪讪的，一片绝望的乌灰。
从中兴到末路，竟然来得如此快。父亲给人设计建造厨房的手艺，很快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很多人，考虑到乡村的教育资源不足，纷纷去镇上，或县城，或市里买房子，把一家人迁走了。田地，慢慢地，无人耕种。大概是，从农业“费改税”以后，乡村再也无需缴纳公粮，从此，大片大片的肥田，被仍在那里，无人耕作。友叔，再也无法出租自己的劳动力。
从前，还可以去挖矿，后来，矿口也被禁止了。友叔成为村庄的浪荡子，他不愿意自己去种地，嫌收入低，但更高收入的，便是出远门去，跟青皮后生去挖隧道，他老母舍不得去，他自己，也未必能吃得那个苦，于是，终身闲着，逛着了，终于，至坐吃山空。最后，借债度日。
那年，得了肺结核，不过是一千多块钱，或许就能治好的，但他竟然没钱去医治，因为老借债还不起，最后，拖至病入膏肓，再治，已经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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