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在年少的时候就有变法的志向。然而，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由于来自各方的政见不同，这不免让宋神宗有了强烈的挫败感。他决定拿出皇帝的权威，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对于那些反对变法的保守派，要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看准了这个机会，那么，拿谁开刀呢？他们把目标锁定了苏轼，认为他最合适，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选定苏轼呢？
苏轼有三个条件是具备的，第一，在当时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中，他的名气比较大，声望比较高，在苏轼的身边经常会聚着一批文人学者对于革新变法对于朝政点点戳戳，发表一些反对的言论，如果扳倒了苏轼，也就扳倒了这批文人的一个主心骨。
第二，苏轼确实写过抨击新法的诗文。苏轼虽然这段时间一直做地方官，可他写了很多反对革新变法的诗文，也发表了不少的言论，他距离朝廷的地方远，可他声音大，是个大喇叭，把苏轼给扳倒了，等于就把这喇叭给堵起来了，这是第二。
第三，苏轼有重返朝廷任职的趋势。宋神宗虽然很不满意苏轼的反对新法，可我前面我说了，宋神宗对苏轼那是非常细致，连徐州抗洪抢险得到了宋神宗的嘉奖，老百姓也对苏轼非常地称赞，一时间里头大有重新回到朝廷任官的趋势啊，这对于李定舒亶等人来说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不能让苏轼这样的人再次回到朝廷，不但要把他扳倒，最好能置之于死地，这就使得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失去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起码失掉一员大将，对于巩固自身的地位是非常有好处，所以就拿他来开刀。
那开刀不能乱开，开国的皇帝，北宋有规矩，不能因为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发表言论、出版诗文集而杀头，这是祖宗家法，那怎么办呢？好办，苏轼不是到湖州了吗？按常规，凡是官员新到任所，就得给皇帝写一份上表，苏轼的这份上表实际上是一封感谢信，就是感谢隆恩浩荡赐予我这个官职等等，本来是个常例，这份上表叫什么呢，叫《湖州谢上表》。李定等人啊，把这篇三百多字的上表，研究了四个多月，总算给研究出点名堂，由这个何正臣，首先打响第一炮，他说苏轼在这个上表里边处处讥讽朝政，标榜自己。
第一，苏轼说自己“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什么意思啊？我这个人个性特别古怪，名声又很微弱，才疏学浅，别人都有所长，只有我呢，毫无所长，只有所短，这是什么？这是正话反说，想要标榜自己，先说自己不行，其实是要借机抬高自己，打击别人，这是第一条罪状。
第二，苏轼说自己“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说我自己这个人生性愚昧，跟不上形势，跟人家那些提拔快的官员没法比，也跟不上去，皇上呢，看我这个人老了，没用了，也不会生是非，所以派我到地方上去牧养老百姓，实际上就是说到地方上去任官，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跟不上新提拔的干部啊？什么叫年纪大了就不会惹事生非？难道我们新提拔的干部，都是惹是生非的？你这就是对革新变法的干部进行人身攻击，罪状一条，给算上。
何正臣抓住苏轼的《湖州谢上表》大做文章，强烈要求朝廷严厉处罚妖言惑众的人，舒亶和李定紧接着也上书朝廷，说苏轼在杭州做官的时期创作了很多诗文，在这些诗文中，苏轼讥讽新法，指责皇帝，谩骂朝廷，如此一来，苏轼的罪名已经到了罪大恶极的地步，非死不可，于是一张有预谋的网就悄悄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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