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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有限的精力，全部的西方书籍里面，你就读三本书。那就是《圣经》、阿基米德的《几何学》和柏拉图的《理想国》。它是属于这种西方哲学思想史上的最重要的、最奠基性的作品，这以后的作品，都是从这个基础上长出来的。或者说，是反对它一些东西，或者说继承它一些东西，没有超越它。第一次被触动的是它在谈“什么是数学”。我们一说数学就是算术，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中国的传统(杨鹏老师轻轻笑了一声)，数学就是拿来计算的。对他们来说，数学不是简单的拿来计算的概念。他们的数学是一个宇宙的秩序问题。
也就是说，他认为数学的目的是什么呢？学数学的目的，是让你的灵魂升华起来，进入到那个宇宙的根本秩序之中。
受这个影响，我也在看中国这个国学里面，有没有这么去看数的？我发现《周易》里面有一些模模糊糊的东西，它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有很多神秘的数，但是，不成系统。《理想国》是非常清晰地传达这样一个思想。它认为这个现实世界是流变的，但是有一个世界是永恒的，是不流变的，那是一个数学的世界。
我们可以做一个比喻，比如说这个直角三角形，很多啦，世界上的直角三角形，你盖一个房子，好多地方都有直角三角形。这些现实世界中的直角三角形，房子垮了，它也就消失了。但是，这个宇宙中的直角三角形的直角边和斜边的平方的关系，那是恒定的，这就是西方哲学的最本质的东西。
也就是说，后来被哲学家概括为本质主义，就是这个现象的背后有一个秩序，这个秩序是数学的秩序。这个呢，对他来说，这个数的秩序是很神圣的，这是宇宙的本源，然后呢！也是跟柏拉图心目中的上帝是一体的。所以，这个数是神秘主义的数，是宗教的数。
这个数对他们来说，就是上帝的话语，是神的话，是神写在宇宙中，就是神创造宇宙的一套模型。
对他来说，这个科学家去寻求世界背后的那个数的关系，这是解决他灵魂纯净和升华的问题。是她的生命的问题。
在我们的中国文化中，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数和逻辑，这个问题是意识到了。但是，确实没有达到这么深刻的洞察，还这么系统地表述，因为，在这个之前，这个思想不是柏拉图的，不是柏拉图原创，在他之前是毕达哥拉斯，就是那个推演了毕达哥拉斯定理的牛人，我们中国叫勾股定理。
毕达哥拉斯的年龄和老子一样大，他们都出生在公元前580年，这两个人是同龄的，他们都比孔子要大三四十岁的样子。
以上内容，摘录自杨鹏老师的短视频。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东西方文明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你要说希腊到罗马，有没有儒家法家搞的封建那一套，一定也是有的。
只不过，最顶尖的那个阶级，把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阿基米德等所传下来的那一套有关于“万物皆数”和数理秩序的一整套哲学继承和学习了下来。
而且，西方经历过一段黑暗的又思想束缚的中世纪，人家被禁锢在宗教的统治之下，麻木而无趣。正式经历了极大的黑暗地束缚和禁锢，才有了冲破黑暗和禁锢的文艺复兴。
15-16世纪的轰轰烈烈的欧洲文艺复兴，复兴的是什么？复兴的就是希腊和罗马人继承的那一整套“万物皆数”的哲学思想，打破的就是基督教给人带来的束缚和压迫。
西方通过宗教和封建地主来奴役人民，历时一千多年，并不比我们短了多少。他们在13世纪，还受到蒙古人的入侵，吃够了草原野蛮人的亏，把蒙古人形容成是“上帝之鞭”，给他们的一个惩罚。
其实，在14世纪，东西方文明，还看不出来，明显的差异，甚至说明朝老百姓可能还比宗教禁锢下的欧洲人民好过一点。然而，从文艺复兴开始，差距就开始拉开了。
15世纪文艺复兴，欧洲人终于从老祖宗的故纸堆中找到了宝藏，把“万物皆数”这一整套理论重新捡回来，抛弃了所谓了持续了一千多年的宗教统治基础。那个时代，我们正好是在封建时代的顶峰，大明帝国。
要知道，明成祖朱棣还派郑和下西洋，几代帝王一共七次下西洋，硬是没有换回来一点点文化，竟然只是带了点金银珠宝回来，这就有点可悲了。要知道大唐西域记之所以牛，牛就牛在带来了新思想，把印度的佛教思想传播到了东方。
结果，郑和下西洋可好了，就带回来几箱金银财宝。讽刺的是，郑和去世几十年后，皇宫的太监向皇帝上报说，宫里的金银财宝不够花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派船队下西洋去再搞点金银财宝回来啊？皇帝直接没搭理他，因为当时在位的那个皇帝，根本就不是个热衷金银财宝的人，下西洋这事情，也就从此再也不提了。
我们抓着儒家、法家那一套封建传统思想（当然也有可以继承的精华，难就难在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竟然故步自封了两千多年，大概这才是导致近现代彻底沦为列强玩物的根本原因啊！人家欧洲封闭了一千多年，终于有一日醒悟了过来。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假设，倘若明代下西洋的初衷，是带着谦卑和虚心态度，而不是高高在上，恐怕也多少能带回来优秀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先进思想，再把它翻译成中文。未必不能走出自己的一条科技强国之路。
既然，唐人都可以让佛教文化深入民心，我不信大明不可以让这些优秀的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重新刷新和升级我们的中华文化。往事已矣，来者可追。活在当下，放眼未来。
既然，现在又是处在这样一个百年之未有局面的节点上，和站在巨人的思想上，继续升级和刷新思想，才是每个时代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抓着老祖宗那点“破旧”东西不放手。最可笑的是，我们竟然去偷别人的文化，然后据为己有，那是最可笑又可悲的。
落后就要承认落后了，现在虚心接受，并迎头赶上，完全来得及。有一位欧阳音乐博主，说话虽然有些偏激和极端了，然而他揭示的我们造假和欺骗这件事，却是一点也没说错。
且不谈学术造假，假论文一堆堆，简直不忍直视，我们竟然妄想去复刻出来唐代的箜篌乐器，却不知道所谓的箜篌就是最大的外来货，只不过是别人玩的竖琴而已，然而把这个竖琴说成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自古以来就是我们发明的，这就有点让人哭笑不得了（来自欧阳音乐博主的观点，我觉得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其实汉代还带了一个“胡”字，也就是叫“胡箜篌”，顾名思义就说明这个东西就不是我们发明的！就跟琵琶、古琴(胡琴)、二胡等等是一样的道理，都是这么多带胡字的，绝不可能是中国人发明的！可是，我们竟然仍然把它们作为中国古代十大乐器之一，就是没有自己的东西╯□╰。
当然，古代就开始假借外来文化，这也没什么。只不过，不要据为己有啊！不要说什么自古以来啊，不要说什么是我们发明的这个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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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思考一个有趣的问题，现在我们认识到数学和逻辑的重要性了，然后就是寻找我们的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看有没有和这个数学逻辑沾边的。
果不然，被我们找到了。《易经》里面有这个模模糊糊的数——“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墨子》和名家也有什么“白马非马”，也都有部分逻辑思维的东西。结果，我们又开始自豪和夸夸其谈了，“哎呀，不是我们不行，而是我们没有老祖先的好东西继承下来而已啊！看来，我说我们老祖先才是最牛的吧！”╯□╰
墨子和公孙龙听了我们后代子孙的话，估计都要气得棺材板都压不住了。若是墨子能说话，恐怕要骂人了:
“你们这些不肖子孙，我留下的好东西，两千多年没一点发展。现在在和别人比较中觉得自己落后了，又把我抬出来镇场子，你们丢不丢人啊！让我在毕达哥拉斯面前简直丢尽了脸面，你们都给我滚蛋，一群废物。两千多年了，还拿着我那几句话当圣旨用，说出去丢人啊！”
然而，对于逻辑科学，胡适是持反对态度的，胡适说:“家家皆有名学（逻辑学），所以没有什么名家，不过墨家的后进如公孙龙之流，在这一方面，研究的比较高深一些罢了”。
最后，摘录一下，名家著名的几个论题，如下:
(1)“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2)“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3)“天与地卑，山与泽平。”
(4)“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5)“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
(6)“南方无穷而有穷。”
(7)“今 日适越而昔来。”
(8)“连环可解也。”
(9)“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
(10)“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多读一读老祖先的这些话，虽然没什么鸟用，用来增强文化自信还是可以的。我们甚至可以大言不惭地怼一下欧美学者:“嘿嘿，我们两千多年前就有逻辑学了，你那破逻辑数学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也有啊！我们一直就有啊！”
最后，希望我们都能虚心下来学一学真正的优秀文化本身，而不是带着“找自信”的心态，专门挑“欧美文化”的毛病，然后掩盖住自己的“短处”。最后，分享一段奥威尔《一九八四》的经典内容，我觉得每个中国人都要多读一读，先从如何不膜拜权威、不匍匐在“毒菜”统治和不迷信“糟粕传统”开始吧，如下：
Winston was writing in his diary:
It was three years ago. It was on a dark evening, in a narrow side-street nearone of the big railway stations. She was standing near a doorway in the wall, under astreet lamp that hardly gave any light. She had a young face, painted very thick. Itwas really the paint that appealed to me, the whiteness of it, like a mask, and thebright red lips. Party women never paint their faces. There was nobody else in thestreet, and no telescreens. She said two dollars. I-
For the moment it was too difficult to go on. He shut his eyes and pressed his fingers against them, trying to squeeze out the vision that kept recurring. He had an almost overwhelming temptation to shout a string of filthy words at the top of his voice. Or to bang his head against the wall, to kick over the table, and hurl the inkpot through the window --to do any violent or noisy or painful thing that might black out the memory that was tormenting him.
Your worst enemy, he reflected, was your own nervous system. At any moment the tension inside you was liable to translate itself into some visible symptom. He thought of a man whom he had passed in the street a few weeks back. a quite ordinary-looking man, a Party member, aged thirty-five to forty, tallish and thin, carrying a brief-case. They were a few metres apart when the left side of the man’s face was suddenly contorted by a sort of spasm. It happened again just as theywere passing one another: it was only a twitch, a quiver, rapid as the clicking of a camera shutter, but obviously habitual. He remembered thinking at the time: That poor devil is done for. And what was frightening was that the action was quite possibly unconscious. The most deadly danger of all was talking in your sleep. There was no way of guarding against that, so far as he could see.
He drew his breath and went on writing:
I went with her through the doorway and across a backyard into a basement kitchen. There was a bed against the wall, and a lamp on the table, turned down very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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