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发现以来，常见卜辞中颇有征伐人方、尸方的记录，使我们了解到在殷商时代末期，东夷与殷商也常兵戎相见，且有记录说明殷商对东夷的征伐时间延续较长，规模也较大，远涉淮河流域。古代文献的记载，像《吕氏春秋·古乐》就有“商人服象，为虐东夷”，《左传》有“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进而认为商纣与东夷大规模的战争是商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像《左传》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故自徐中舒先生以降，多主殷纣王对人方用兵，消耗国力太巨，遂予西方周人以可趁之机。
1982年，王仲孚先生撰《殷商覆亡原因试释》一文认为，殷人原是一个富于进取、重视维新的民族，一个富于维新的民族，当面对问题的时候，必定是勇于改革的。由于近代甲骨文字的研究与殷商地下史料的出土，知道殷商时代殷王祖甲曾实行过大规模的改革，因使殷代礼制分为新旧两派，譬如董作宾先生经研究后就写下《殷代礼制中的新旧两派》，由此而导致新旧两派政潮起伏的斗争。从文献材料观察，殷末到了纣王时代，新旧党争激荡的现象十分明显。甲骨文证明纣王是新派，与其父帝乙经过武乙、文丁两王复古之后，又力行新法。他的昏聩，其实未尝不是其自负性格的表现。他的作风，如“沉酗于酒”、“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是在生活态度上与旧派不能相容，不重视祖先的祭祀，不肯事上帝，“昬弃厥肆祀弗答”，是在祭祀态度上与旧派不能相容，以至纣王采取严厉的手段譬如“炮烙之法”来对付。总之，殷商自祖甲改革以后，引发了新旧两派长期的内部斗争，至殷末越演越烈，乃不堪“小邦周”一击，导致“大邦殷”土崩瓦解。王仲孚同时认为，此一问题还可以从不同角度作深入的分析，例如思想信仰的转变、社会文化的变迁或崩解等，而提出更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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