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寒冬夜晚，鼓交二更，朱熹还在灯下写《论语集注》。一个门徒一边誊写，一边打呵欠。当抄到春秋晚期齐国的新兴力量代表陈恒杀掉齐简公的一段批语“人人得而诛之”时，便停下笔站起来问道：“先生经常说，要以王道治天下，以仁义待人。陈恒是齐国的著名人物，当时许多人赞成他的主张。在这里注上‘人人得而诛之’，伯不恰当吧？”
“不恰当？”朱熹立刻虎起脸来，说：“君臣之理是先天就有的。臣事君以忠，这是天理所定。陈恒是齐国的大夫，大夫杀君就是大逆不道。”
说到这里，他嘴巴剧烈地颤动，咬牙切齿地说：“当今天下是人欲横流的‘衰世＇，农民造反此伏被起，异端说目新月盛。我在这里注上‘人人得而珠之＇，是要让犯上作乱的人看了惧怕，不敢再干这种违反天的事情。”
几个门赴见老师发了火，都吓得不收作声。朱熹望里门徒们的脸色，觉得大家对他的这一番话并不理解，于是叹了口气说：“你们要知道，我注《四书》就是为了让人人都遵守三纲五常这个天里。对那些伤害天理的人该杀就要杀。如果后人都学陈恒那作以下犯上，那我大宋的纲常伦理何在！”
几天以后，朱熹注释到孟柯的一段话“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时，沉思半响。心想：孟夫子这股话说得太露骨了，这里必须给他圆圆场。于是，他装出一副神秘的样子对门徒说：“必，是期望的意思。孟夫子是说，大人物，言和行不预先讲究信果。但只要按照‘三纲五常’去做，最后信果却在这里。”
门徙们听了，脸上都露出迷惑的神色。一个高个子的门徒问道：“孔夫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又怎样佩释呢？”
提起“父子相隐”的说教，朱熹的话就多了。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道：“父子相隐，这是君臣、父子的天理人情。故不求正直而正直却在其中。”他怕门徒还听不懂他的意思，又煞有介事地指着一堆古书说：“圣人说，当事情牵涉到王朝和君子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时，那就应该帮着隐讳。象这样的隐讳，是符合天理的，完全应该的。”
这意思很明显，只要能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怎么骗人都不为过。
春去秋来，两年过去了，朱熹把《论语》、《孟子》注完，接着又注释了《大学》、《中庸》。
次年清明时节，阴雨霏霏。在衡山云峰寺，朱熹和张栻对坐饮酒。张栻举起了酒杯：“先生编写的《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我最近又细读了一遍，觉得写得很好，深合圣人之意。但是，对于孔孟之道如何才能复兴，农民作乱的念头如何才能消灭？你还有什么妙计？”
朱熹欠了欠身，回答说：“我也在想，要复兴孔孟之道，消灭农民造反的念头，单单注释《论语》、《孟子》两书还很不够。”
张栻笑了笑，问：你还准备做些什么呢？”
这两人素来亲密，张栻也是二程的嫡传弟子，是道学派的另一个领军人物，且又当过孝宗皇帝的侍讲，所以朱熹对他比较尊敬，不远千里带着《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草稿，赶来向他请教。
这时，朱熹清了清嗓子，回答道：“那《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在论述‘化民成俗”、‘修己治人’方面的经验，比《论语》、《孟子》要深刻、透彻得多。特别是那篇《中庸》说的是不偏不倚的道理，就是为了教化老百姓不要有过激的念头。所以我要把这两篇单独抽出来加以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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