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简书发表芒格老爷子的股东会讲话读后感，二十又五，相当于参加了老爷子25年的股东发言会。《芒格之道》看了很多遍，读后感开头从1987年开始，后来干脆反过来，从2022年每日期刊的股东会阅读，回到年轻的查理。任何的相会和交流，总有说拜拜的时候。对于老爷子说过话，我尤其深刻的是：1.拿着锤子的人，满世界都是钉子。2.如果我知道在哪里死，我就不会去那个地方。3.找到一个好的伴侣，努力配得上他。
好了，以下就原文转录查理在1989年2月的西科股东信中关于储贷行业危机的前因后果，致敬！
早期的储贷行业
20世纪30年代，政府颁布了一套法律制度，规定了储蓄和贷款行业如何发展。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储贷行业一直在这套法律制度的框架内运转。那时候，法律限制了利率水平，无论是银行，还是储贷协会，都只能为存款支付较低的固定利率。但是，储贷协会享受了政策倾斜。首先，为了帮助储贷协会吸收存款，法律规定储贷协会可以多支付0.25%的利率。其次，与银行相比，储贷协会还享有税收优惠。
20世纪20年代，各家金融机构为了争夺储户，无所不用其极，最终导致全行业哀鸿遍野。正是为了不让这一幕重演，政府才采取了控制利率的政策，希望以此削弱行业竞争。政府不但为储贷协会提供优惠政策，还为整个行业提供存款保险。在此基础上，政府对储贷协会提出的要求是，只能把资产用于住房贷款，并且采取保守的经营方式，尽力避免坏账风险。
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储贷协会普遍采取“借短放长”的经营模式，即吸收活期存款，并以固定利率发放长期的住房抵押贷款。与政府规定的低水平存款利率相比，住房抵押贷款利率高两个百分点左右，这个“利差”是储贷协会的生存基础。
行业制度存在死穴
政府为储贷行业制定的这套制度本身存在死穴。一旦利率全面迅速上扬，政府也只能顺应趋势，允许储贷机构提升存款利率，否则储贷机构的储户将大量流失。一方面，存款利率被迫提升；另一方面，原有的住房抵押贷款签的都是固定利率。如此一来，储贷机构将腹背受敌，出现严重亏损。
此后，在通货膨胀率低位运行，政府管控的存款利率缓慢上升的大环境中，储贷机构找到了生存的办法，它们通过不断做大规模，规避了因利差被抹平而导致亏损的问题。储贷机构不断增加新的住房抵押贷款业务。新签的贷款合同利率更高，新签的业务规模越大，越能拉高整个住房抵押贷款投资组合的平均利率。政府限制了存款利率，但是储贷机构享受政策倾斜，可以支付高0.25%的存款利率，这是储贷机构能不断做大的主要原因。
政策的初衷是好的
这套制度蕴含了高明的智慧和对世事的洞察，让我想起了我们的开国元勋。储贷行业的政策制定者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储贷机构能为实现“居者有其屋”做出贡献；另一个是，储贷机构不能给政府的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造成损失。这些政策制定者深知本·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名言：“空面口袋，站不起来。”因此，他们给了储贷机构竞争优势和税收优惠，在保证储贷机构的盈利能力的前提下，让它们对社会做贡献。
此外，政策的制定者从20世纪20年代得到了教训，看清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激进可能带来的危害。因此，即使是效率低一些，他们也更愿意选择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制度，他们认为联合互助模式是最好的选择。所有持有联邦牌照的储贷机构和绝大部分持有州政府牌照的储贷机构都是“互助”机构。此类机构由储户所有，不以追求股东利益为目的。
在储贷行业最初的几十年里，这套胡萝卜加大棒的制度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制度之一，联邦住房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成为最高效的政府机构之一。这套制度行之有效，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
激进者占了便宜
有少数储贷机构，它们持有州政府颁发的牌照，但归股东所有，西科旗下的互助储蓄就是如此，公司名称中的“互助”仅是形式而已。自然而然地，时间久了，这些归股东所有的公司与其他真正意义上的“互助”机构分道扬镳了，它们开始凭借政府给予的竞争优势为股东谋利。恰好房地产行业进入了长期繁荣阶段，归股东所有的储贷机构进军美国房地产最火热的地区，在住宅密集区集中开展了大量住房贷款业务，获得了不菲的利润。
看到同行赚钱了，许多“互助”机构眼红
了，它们纷纷从“互助”模式转到股东所有制，并且制定了种种激励机制，鼓励管理层为了获得高薪而冒险。后来，冒险逐利的风气几乎扩散到整个储蓄和贷款行业，一些曾经保守并仍保持着“互助”模式的机构也难以不为所动。
繁荣总有尽头
储贷机构一心想着顺风顺水的时候怎么赚钱，毫不考虑逆水行舟的时候如何应对。最终，由于政府长期推行货币贬值的政策，通胀高企，利率迅速走高，储蓄和贷款行业的繁荣走到了尽头。利率迅速走高，击中了储贷行业的死穴。有些储贷机构比较保守，持有高等级长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即便如此，它们也难免出现巨大损失。至于那些冒了很大风险，资产质量较差的储贷机构，则直接陷入破产。
在前所未有的高利率环境下，大多数储贷机构无法再凭借“做大”摆脱困境。另外，原来是银行与储贷机构二者的竞争，突然又杀出了货币市场基金和美国国债。货币市场基金的利率更高，还有开支票的便利，而购买国债的渠道更便捷了。储贷机构的存款非但没法增加，反而遭到了外部竞争的分流。
监管部门的补救措施
为了避免储贷机构的存款持续外流，为了避免波及房地产市场，监管部门解除了对所有储蓄账户的利率限制。还有一项措施，拖了很长时间才推出。监管部门效仿了英国已经实施很多年的做法，允许住房贷款利率随市场利率波动。
即便如此，很多储贷机构仍然岌岌可危，负债端对应的是迅速上升的高利率，而资产端对应的是以往的低利率，二者不相匹配。有些储贷机构还能继续经营下去，但是没有了行业早年享受的政策倾斜，失去了竞争优势，难以维持充足的资本金。
储贷行业如此困难，国会和各州立法机构似乎应当倾听储贷机构的呼声，满足它们追求自由市场经济的要求，给它们赚钱的机会，帮它们从财务困境中走出来。于是，监管部门修改了对储贷机构投资的限制，允许它们尝试风险更高、难度更大的投资，允许它们追求更高的收益率，允许它们想方设法扩大利差。与此同时，存款保险制度却按原样保留了下来。
修改限制的后果
保留了存款保险、解除了资产配置限制、解除了存款利率限制，新制度产生了意料之外的严重后果。在新制度之下，任何储贷机构，哪怕是偏远地区由骗子或傻子经营的储贷机构，几乎都可以不受限制地疯狂扩张。
试想一家储贷机构，有政府做信用背书，储户要多高的利率就给多高的利率，把存款规模做大还不容易？对于储贷机构做大，只剩一个限制了，就是资本金要保持在存款的一定比率。对于真要做大的储贷机构而言，这点限制根本不成问题。政府甚至主动降低了对储贷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要求。
虚增短期利润，手段花样百出
监管部门推出一系列纾困措施之后，储贷机构的规模很快膨胀了起来，需要更多的资本金来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储贷机构在不断做大，把资本金在账面上做足，有何难处？任何一家银行或储贷机构，只要把短期利润做上去，就可以迅速增加资本金。无非是发放贷款或配置资产，先把眼前的高利息或高利润拿到手，不考虑风险，不考虑将来最终要承受的损失。
储贷机构可以和房地产开发商合作。总是有一些房地产开发商，为了拿到资金，他们能许下任何承诺，做出任何预测。房地产开发商里有很多充满野心的自大狂，也有很多信口开河的骗子。
还有一种很简单的做法，也可以提升短期业绩——以固定利率发放长期贷款。这样的贷款，信用质量可能没问题，但是将来要承受利率变化的风险。无论是信用风险，还是利率风险，都同样致命。
通过上述手段，许多小型储贷机构迅速做大。在此过程中，为了扩大存款规模，很多储贷机构甚至聘请股票经纪人等中介拉存款。很多聘请中介吸收存款的储贷机构，后来都破产了。
储贷行业用纳税人的钱赌博
一定要避免陷入恶性循环，这个道理很简单，可储贷行业的新制度偏偏制造了恶性循环效应。在新制度之下，品行不端的人会做出不良行为。受新制度的影响，有些原本奉公守法的储贷机构，因为陷入了经营困境，现在也会钻法律漏洞。对于濒临破产的储贷机构而言，新制度给了它们一个翻身的机会。自己的钱已经赔光了，没关系，可以拿国家的钱豪赌一把，赌利率、赌将来能赚钱。赢了，还有机会活下
来。第一次输了，没关系，输后加倍下注。新制度给了输家博一把的机会。
储贷机构能提供高利率存款，可以请中介拉存款，有政府为存款提供保险，这样周到的安排，足以保证输家的赌局开得很快、赌注很大。
新制度导致的结果如同《爱丽丝梦游仙境》一样荒诞不经。正如《巴伦周刊》(Barron's)的约翰·利西奥(John Liscio)所说，“储贷机构原本只是小病，在政府的推波助澜之下，资金大量涌入，小病竟然变成了大病”。在监管储蓄机构的历史上，此次储贷行业的制度调整，算得上最大的败笔之一。
赌赢了，吃香的喝辣的
最早参与赌局的那批储贷机构，它们敢冒险，或是有头脑，或是运气好，基本上都赚了很多。有一个经营储贷机构的家族，短时间内就做到了资产过亿。这家储贷机构论功行赏，提议将一位担任高管的家族成员的年薪提高到1000万美元。由于监管部门反对，它只好把年薪定在了500万美元。
年薪没达到那么高，为了鼓励这位高管提升业绩，这家储贷机构为他准备了其他激励机制。具体而言，只要高管买入垃圾债，公司就会授予他特权，允许他以储贷机构享有的优惠价，购买垃圾债发行机构的其他产品。
垃圾债是最劣质的贷款
垃圾债的利率高，但信用等级非常低。银行的监管体系非常严格，对银行购买垃圾债的态度很严厉。近年来，发行垃圾债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筹集资金进行杠杆收购；另一种是筹集资金进行重组，抵制恶意收购。
目前，在规模庞大的公司债中，最安全的部分由银行购买。银行的存款由监管机构提供保险，因此银行购买公司债必须保证安全，不触犯监管机构的红线。银行购买完之后，其余的部分，由储贷机构购买。优先级债券已经被银行买走了，留给储贷机构的只有偿还顺序靠后的垃圾债。垃圾债是最劣质的贷款。
九龙治水，难以有效监管
储贷机构监管失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监管部门各自为政。储贷行业的监管职责分散在四个部门：国家级的储贷机构监管部门、国家级的银行监管部门、州一级的储贷机构监管部门、州一级的银行监管部门。各个部门之下又层层分设下级监管部门，形成“九龙治水”的局面，难以有效监管。
赚钱效应让人趋之若鹜
某些储贷机构赌赢了，一夜暴富，人们听着羡慕，看着眼红，于是纷纷效仿。更何况，还有中介在旁边煽风点火，希望通过拉贷款或推销高风险投资，自己也能赚上一笔。由此一来，行业陷入恶性循环的旋涡。从目前来看，这场大赌局方兴未艾，还没到收场的时候。在这场投机泡沫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所有投机泡沫初期阶段的显著特征。它也会像所有投机泡沫一样，逃不掉破灭的结局。
劣币驱逐良币
监管部门一方面放松限制，另一方面又为存款提供保险，没想到有些储贷机构因此走上了赌博之路。受这些害群之马的影响，稳健经营的储贷机构也被拉下了水。或是为了摆脱困境，或是为了一夜暴富，有些储贷机构承诺非常高的利率，拼命做大规模。结果经营保守的储贷机构，被迫向它们看齐，不得不承受更高的存款成本。
存款成本上升了，为了覆盖成本，原本保守的储贷机构别无选择，只能考虑风险更高、收益更高的资产。
于是，因为存款有保险、利率不受限制，储贷行业上演了“劣币驱逐良币”的一幕。
政策调整引发了乱象
储贷行业中“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有着深层次的原因。监管部门为储贷行业提供存款保险、为困难企业提供很长的缓冲期、储贷机构的利率不受限制、资产配置不受限制，这些是既定政策，难以改变。储贷行业的问题也许根本无解。
储贷行业的政策调整引发了种种乱象。在复杂的体系中，牵一发而动全身，本来只想提高一个变量的作用，却往往导致其他变量的作用降低，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
在储贷行业中，监管部门调整政策之后，所有储贷机构都可以轻易得到大量存款，而且可以拿着大笔资金随意进行投资。国会改变了储蓄和贷款行业的制度，储贷机构的负债端成本显著上升，但难以在资产
端安全地开展贷款业务。国会提高了储贷机构吸收存款的能力，却严重削弱了储贷机构盈利的安全性。或许是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说过，或许是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说过：“这是必然的结果！”
这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而是毁灭价值的经济制度
总之，事情发展到现在，所有经营稳健、业务清晰、管理良好的储贷机构，它们谨慎地防范利率变化风险和信用损失风险，结果却根本无法实现盈利。一家储贷机构，想要生存下去，只有三条路：第一，拥有超强的预测能力；第二，承受信用损失的风险；第三，承受利率变化的风险。
即使是资产质量优良的储贷机构，想获得正常的盈利也很难，只能看天吃饭。按照现行规定，住房贷款利率存在浮动上限，最多只能比贷款发放之时的利率高2.5%。至于资产质量较差的储贷机构，管理层的能力和素质也差一个档次，它们很容易出现巨额亏损。把股东的本金消耗殆尽后，所有亏损要由为存款提供保险的政府机构买单。也许政府把所有存款保险金都拿出来，也无法覆盖储贷机构的全行业亏损。
监管机构给行业参与者设定了宽松的资本金要求、不受限制的投资自由、不受限制的规模自由，指望储贷机构能严于律己、尽职尽责，这简直是异想天开。在如此制度之下，必然出现巨额亏损，所有保险金将付之一炬。如今的制度，根本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而是毁灭价值的经济制度。
为什么银行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安然无恙？
如果上述逻辑正确，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银行没陷入困境？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为银行存款提供保险，它为什么没像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一样陷入困境？
我们认为，上述逻辑同样适用于银行。银行体系也为存款提供保险，当银行体系中的利率限制被解除后，我们观察到了同样的现象，即贷款质量明显下降、亏损明显增加。与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相比，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亏损较少，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很长时间以来，银行业积累了丰厚的利润，因此它们追求短期利润的压力较小。银行能积累丰厚的利润，原因有很多。长期以来，银行业一直在支票账户业务中占据垄断地位。银行业有强大的壁垒，新的竞争对手很难加入。银行业通过调整贷款利率，有效地防范了利率变化的风险。
第二，银行业的监管机构实施了更严格的监管措施，银行的国内资产质量受到了更严格的控制。
其中，第二点非常关键。监管更严格，才能减少存款保险金的损失。银行监管机构可以提升监管的严厉程度，例如，效仿证券交易所和商品交易所的清算机制，只要银行的亏损触及资本金，不等它出现大量损失，就立即暂时关闭。如此一来，看哪家银行还敢冒险？存款保险金的安全自然能更有效地得到保障。
即使监管到了非常严厉的程度，银行还是可能触犯一种风险。这种风险是所有银行同时触犯了一种风险。大家都犯了，都心照不宣，再严厉的监管措施摆在面前，也不当回事。法不责众，难不成监管机构把所有银行都关了？
这种情况已有先例。银行业向外国发放贷款，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如果涉事的只有一家银行，监管机构的处理肯定会非常严厉。问题是，几乎所有大型银行都持有大量难以收回的国外贷款。国内贷款质量出了问题，银行监管机构很严格。国外贷款质量出了更大的问题，银行监管机构却没那么严格。
坏制度助投机分子谋财
当储贷行业的监管机构放松管制之时，恰逢全国范围内投机钻营、坑蒙拐骗之风盛行。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中，监管机构的新制度为投机倒把的人提供了土壤，让储贷机构成为他们牟取不义之财的工具。
新制度存在巨大的漏洞，大量缺乏诚信的社会败类拿到了储贷执照，利用政府的信用背书疯狂吸储，短短时间内就积聚起千亿美元的资产。新制度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投机分子的坑蒙拐骗造成了巨额损失，数十亿美元转瞬间化为乌有。
屋漏偏逢连夜雨——油价大跌
油价大跌加速了储贷行业的危机进程。此次油价大跌，生产石油的地区遭到了沉重的打击，陷入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生产石油的地区，大量曾经很安全的住房贷款爆发了逾期潮。通货膨胀、存在漏洞的行业制度已经让联邦储
蓄贷款保险公司叫苦不迭，油价大跌导致的逾期潮又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软弱无力的监管
即使在新制度之下，监管人员和会计师如果能早一些采取行动，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也不至于亏损到如此境地。可惜，会计师是储贷机构聘请的。在遵守职业准则的同时，他们也要效忠于客户。自然而然地，从客户的利益出发，他们要让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活着。非等到它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地步，才肯宣判死刑。
监管人员的薪酬很低，没见过这么大的阵仗，就像突然把他们扔到了野战医院，在艰苦的工作条件下，救治火线上抬下来的伤员。监管人员的职责如同医生，但是国会竟然不允许他们尽早救治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与一些储贷机构一样，国会也在逃避。要破解行业困境，要真实地清理账目，产生的损失如何承担？国会可能需要通过增加税收来弥补损失，这是国会不想面对的后果。很多议员甚至直接干预联邦住房贷款银行的工作，为某些傻子或骗子提供保护，不让某些储贷机构破产。
监管机构的工作人员如同身处野战医院，条件艰苦、任务艰巨。他们的职责如同医生，但国会不允许他们让伤员承受短暂的痛苦，也不允许他们为伤员输血。
随着危机不断爆发，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最终的亏损总额很可能轻松超过1000亿美元。储贷危机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灾难之一。有些储贷机构暂时得到了救助，更换了所有者，将来它们还是可能给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造成损失。资产配置不受限制，新的管理者可能继续冒险投机，造成更多损失。
幕后真凶——法律制定者和自私自利的行业高管
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没能阻止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的破产。鉴于储贷行业所处的宏观环境以及后续法律制度的诸多漏洞，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的破产或许是难免的。挽救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的行动失败了，但是监管人员已经尽力了。他们的工作环境像野战医院一样艰难，还没有新鲜血浆可以输送给伤员，我们不能对他们有太多苛求。
欧·亨利(O.Henry)写过这样一篇短篇小说。有一位罪恶多端的年轻女人被带到了上帝面前。上帝判定，抓错人了，于是，派遣天兵缉捕元凶——她的父亲。他没尽到教育子女的责任，导致女儿误入歧途。
我们也要找到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破产的幕后真凶。幕后真凶不是涌入行业之中的骗子和傻子，也不是不堪重负的行业监管人员。真凶是储贷机构中为了追求一己私利而毫无顾忌的高管，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中将制度搞得漏洞百出的立法人员。问题早已露出端倪，他们却坐视不理。最终问题爆发，他们必须要承担责任。
回头来看，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走向了破产之路，美国储蓄机构联盟难辞其咎。美国储蓄机构联盟盲目地以成员利益为重，盲目地维护错误的行为，不惜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联盟盲目地维护行业利益，给正常的监管和积极的立法制造了极大的阻力。我们感到很惭愧。在过去，互助储蓄一直按时缴纳会费，从来没有对联盟的行为表示过反对。我们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
联盟以维护储贷行业的长期利益为名，不惜损害全社会的利益。我们的沉默是对联盟错误行为的纵容。我们将改正错误。如果联盟仍然坚持不负责任的行为，互助储蓄将退出联盟。
新法律将何去何从？
1989年，联邦政府将颁布新的法律，以期解决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破产的问题。新法律可能包含以下内容：
(1)显著提高向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缴纳的存款保险金。
(2)增加对储贷机构的资本金要求，不将无形资产计算在内。一旦触及最低资本金红线，必须立刻削减资产规模。
(3)加强对投资的限制，严格控制投资垃圾债等高风险资产，并对高风险的储贷机构进行严格监控。
(4)严格限制每年的存款增长规模。
(5)禁止聘请中介吸收存款。
(6)实施更严格的会计准则，禁止通过提前收取手续费等手段，虚增当期利润。
(7)执行更严厉的关停措施，在破产之前就关闭出现损失的储贷机构。
(8)严禁国会议员干涉监管行动和关停决定。
(9)改革联邦政府的监管机构设置，从而集
中监管资源，提高监管能力。
(10)暂停审批新的储贷机构营业执照。
(11)规定联邦政府的法律高于州政府的法律。
包括显著提高缴纳的存款保险金这条在内，上述所有内容都有益于减少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的亏损。要成功救助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1989年的新法律中必须至少包含这些内容。
难以把握的分寸
显著提高向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缴纳的存款保险金，这条政策可能产生多种影响：其一，提高存款保险金，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可以获得更多资金，偿还过去由于错误的政策而欠下的旧账；其二，新政策执行后，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能得到多少资金，这是未知之数；其三，显著提高存款保险金，储贷机构将承受更大的压力。
为了支付更高的保费，储贷机构可能追逐收益率更高、风险更大的资产，进而有可能埋下隐患，将来给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造成更大的损失。以总负债为基数，把每年的存款保险费率提高0.25%，这个上升幅度似乎很低，不至于给储贷机构带来太大的压力。
储贷机构的净资产归私人所有，不是政府所有。储贷机构的所有者完全可以把自己的资本从储贷行业中撤出去。很多储贷机构会打一个小算盘，算算每年总负债的0.25%是多少，再和自己的净利润作对比，会觉得很不合适。更何况，储贷机构还面临着激烈的外部竞争。货币市场基金成本更低，因为无须支付存款保险。银行经验更丰富，更善于安全稳健地提高收益率。
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又要想方设法每年多赚0.25%，很多储贷机构迫于压力，必然会铤而走险，最终走向亏损。还有一些储贷机构看到净资产收益率太低，会干脆离开储贷行业。资金从储贷体系中撤离，将进一步削弱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承受损失的能力。
存款保险金提高多少才合适？法律制定者如何把握这个分寸？法律制定者好像手里拿着一把剪子，面对着一群绵羊，要剪羊毛，却不知道该剪下去多少。
在不知道该剪多少的情况下，该怎么办？是要留足安全边际？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剪子剪到底？
对于1989年的新法律，我们不持乐观态度
目前的政治决策，大多数是拍脑门，很少经过深思熟虑。对于1989年的新法律，我们没什么信心，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将来还是可能陷入危机。
法律制定者一错再错，让人难以信任
不妨看看即将制定法律的这些人，他们的历史记录如何。储贷行业诞生之初，那时的制度为了防范破产风险，采取了两手措施：
(1)让储贷机构免于全面竞争并享受税收优惠。当年的制度设计者深知，在经营无差别普通商品的行业中，竞争极其激烈。储贷行业经营的是货币，而货币完全是一种无差别的商品。
(2)要求储贷机构配置低风险资产。
当年的制度设计者见证了20世纪20年代的投机行为导致的巨大损失，因此设计出了这套“胡萝卜加大棒”的制度，对储贷行业加以限制，让储贷行业保持长期平稳发展。现代立法者并非不明白这套制度的用意在于防止储贷行业陷入亏损，然而，在储贷行业失去“胡萝卜”以后，他们的做法竟然是放下监管的“大棒”，以此作为对储贷行业的补偿。现代立法者还有一个失职之处。负债端的利率已经放开了很长时间，他们仍然不允许资产端的住房贷款采用浮动利率。
他们似乎还嫌制度的漏洞不够多，又吸引坑蒙拐骗的不法之徒进入储贷行业，让他们胡作非为、迅速做大，最终给联邦政府的存款保险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出现亏损以后，立法机构一拖再拖、遮遮掩掩，最终导致问题愈演愈烈，损失高达100亿美元。现在，危机爆发之后，我们听到的却是不绝于耳的口水战，争抢着把责任推卸给别人。
我们应该正视这一问题，探寻根本的解决之道：
(1)研究并借鉴更有效的储蓄和贷款体系，例如，英国的储贷制度。
(2)私人养老金体系是一个巨大的存款池，这部分资金享受税收优惠，承受利率变化
的能力强。目前，私人养老金体系中的资产主要用于投资高换手率的股票和高杠杆的公司债。可以考虑从私人养老金体系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投资住房贷款市场。
(3)可以根据当前的情况，考虑其他更加彻底的解决方案。
实际上，危机爆发后，立法机构以表决的形式通过了一项提案，宣布联邦政府只能动用预算外资金解决此次危机。这样的措施毫无力度，最终只能付出更大的代价。回顾立法机构的一系列历史记录，着实难以对他们抱有信心。
问题的难度超出了人们的解决能力
摆在我们面前的确实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在合奏效应(lollapa looza)的影响下，储贷行业陷入的危机错综复杂，我们现有的法律制定者没有化解这个危机的能力。
在化学中，把某些化合物混合起来，让它们发生反应，能制成硫酸。在微观经济学中，多个原理共同作用，能形成强大的合力。在现代条件下，在我们的储贷制度背后，代表不同利益的各个政治团体有着不同的诉求，例如，借款人希望限制住房贷款长期利率的上浮空间。在各种因素的交织中，希望建立一套长期稳定运行的储贷制度，并为储贷机构提供存款保险，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此，我们对1989年的新法律不抱什么希望。为了推动教育改革，一位乡巴佬出身的议员曾提议将圆周率简化成整数3。这次化解储贷危机的立法，同样不会高明到哪去。
我们无意嘲笑这位国会议员，而是想指出一个事实——所有人类的大脑天生存在缺陷。在面对复杂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大脑总是难以破旧立新，难以从过去的老路中走出来。诺贝尔奖得主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曾说，尽管物理学家是人类的精英，以探索真理为己任，然而，大多数老教授固执己见，不肯接受新的观念。只有老一代退出历史舞台，新一代不受旧观念的束缚，正确的新理念才会得到普及。
我们认为，储贷行业的危机是个难题，我们都缺乏破旧立新的能力。我们说它是个难题，也许是我们在为自己辩护。毕竟，20世纪80年代，我们领导的互助储蓄因利率变化而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如果不是难题，如果破旧立新很容易，我们的亏损如何解释？
无论如何，互助储蓄都将继续遭受打击
如果我们的预测正确，西科股东将会看到互助储蓄在1989年以及未来的年份中继续受到打击。导致其他储贷机构破产的种种行为，互助储蓄一种都没有沾边，然而互助储蓄同样需要缴纳更高的存款保险费，同样会在投资方面受到诸多限制。
新法律推出之后，互助储蓄可能因以下三个方面而承受损失：
(1)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新法律。
(2)立法机构争论不休，没能力彻底解决这个难题，制定了无济于事的新法律。
(3)立法机构因危机爆发而对储贷行业采取惩罚措施，制定了有害无益的法律。
我们最担心出现最后一种情况。有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首相，他说过一句话，我们发现在现实中屡次应验。这句话的大意是，“变化总在发生，你不去迎接进步的变化，就会等到退步的变化”。
总之，除了对房地美的投资，互助储蓄没什么光明的前景。
这篇报告受到了巴菲特的热赞，芒格精深的思想，严谨的逻辑，复合的思维模型，值得一读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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