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夹缝里讨生活的人，或者是从夹缝中冲出去去重新寻找自己的天空，或者就只能四面碰壁，四面讨好，而最后却什么都得不到，曾国藩就属于后一种类型。
他由于畏清庭，畏洋人，而做下丧失国格的事，由于处事违心而内疚，由于悖情逆理、遭到舆论的谴责而终日闷闷不乐，这位天津教案的镇压者在办案过程中的心态是非常矛盾的，也是这位早年重视“华夷之辩”、中年首次提出创办洋务以图自强的曾国藩，在他的晚年却做出了如此屈国屈膝、丧失勿忘勾当的原。他这位悲剧人物产生的原因也正是当时时代的悲剧。
曾国藩在太后面前是如此之恭敬，他的奴才相的最明显的表现，则是在慈禧太后召见他时所做的回答里表现了出来，内容极为空泛，除了机械的回答太后的问题，毫无自己的观点，此外就是叩头，对自己诚惶诚恐的责备，那种在官场中挥洒自如的态度荡然无存。不过，慈禧和曾国藩这一君一臣，在认识外国教堂，外国政府和教堂的关系问题上还是很清楚的，曾国藩也非常明白“加以整顿”传教是怎样一回事。但他们却不知道如何切实有效的对付教堂滋事，也只能发出一声无可奈何的感叹；对于愿意实心任事而年龄已经非常大的曾国藩，自然更是感到遗憾。
他虽然“内疚神明，外惭清议”感到非常忧郁，又缓眩晕、目疾、肝风等病，身体已经到了十分衰弱的程度，但他这个人终究还是重视修养，严于律己，有责任感的，故他就任两江总督的时候，依然做到孜孜不倦，夜以继日地工作。
曾国藩的这些改革措施如果能逐一实行，清兵的战斗力一定会得到很大提高，从房内为主转向抵御外敌，可惜当时的清政府已经腐败不堪，又有几个人能像曾国藩那样头脑清醒呢？
曾国藩在他的暮年初亲自到达上海，除对新造的轮船进行查看以外，还与李鸿章一起奏请朝廷，派一批青年到美国学习科技知识。为自卫而训练兵勇。为自强而学习西方，就是这位“老成持重”“百僚是式”的曾国藩在政治上的远见及其所具有的光辉思想。他在镇压太平天国后地位得到很大的提升，在处理天津教案中却又成为了时代的牺牲品，而在建设军队与向西方学习时，则走在了时代的先锋。在金陵时的曾国藩还对吏治，河道，海运，盐政等等事物非常关注，还预筹与日本通商，修约章程，又在上海与奥斯马加国换约，总是在忙忙碌碌的工作，真可以算的是上为国忘躯。
国藩一生都非常注重自我修养完善，自我完善，在暮年更加注意对自己进行批判和苛责。他的一生中最后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仕途险峻，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贴登岸者实不易易。这句动彻千古官场之言，也就是他为什么要一生小心翼翼的原因所在。
从一件件小事就可以看到他如何严厉的管理自己的部下，管理自己，济济百官，天下能有几人像他这样。
曾国藩在金陵的这一年中似乎已预知自己活不了多长时间，对家人总是给予谆谆告诫，他殷切的期望兄弟子侄互相切磋，以勤俭自持，以“忠恕”教子，要令后辈洗净骄惰之气。多敦恭谨之风，庶几不坠家声耳。又对两个儿子嘱咐道：尔辈身体皆弱，每日须有静坐养神之时，有发愤用功之时。一张一驰，循环以消息之，则学可进而体亦强亦。又将他所知道的前辈的养生六事，再次告诉了家人，曾国藩自己的身体已经非常衰弱了，却反复向家人提出养生养生之道，实在是人到晚年其言也善也。
曾国藩不但在政治、治军、修身、诲人等方面从不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在治学方面他也总是持着孜孜不倦的态度。
在吟诗为文的同时，曾国藩依然没有停止到对书籍的研究，居家阅读，行船坐轿阅读，这已经成了他几十年的习惯，他告诉家人说：余衰退日甚，每日常思多卧多躺，公事不能细阅，抱愧之至。看书未甚间断，不看则此心欲觉不安。目光似更昏蒙，或以船轿中看书稍多之故。他甚至自同治十年起规定每天都要看几页《资治通鉴》，随手记录大事，以免忘掉。他发病后，还不忘读《理学宗传》，二月初三日他把其中的张子卷读完，第二天便与世长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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