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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在水利系统工作二十余后,调某风景名胜管理处工作,重拾文学之梦,并以有过水利缘的文坛前辈白先勇与唐浩明为学习楷模。近日方悟: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每个人只能做自己……
三十年前,高中阶段学文的我,阴差阳错地迈入省水校,学习水电工程财会专业。很长一段时间提不起学习的精神,时不时有梦想破灭的感觉,甚至产生过弃学的念头。
只是那时大中专生有工作安排,没有勇气跟到手的“铁饭碗”过不去。当时学校有个“水鸟”文学社,于是也去凑热闹,满足一下未泯的文学之心。
在文学社活动中,一群水利学子总喜欢把有过水利缘的白先勇、唐浩明两位文坛前辈引为楷模。似乎有了他们成功的范例,文学社就多了几分创办的底气。
于是三十年来,《白先勇文集》和《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一直在我的书案头并排放着。但白先勇弃水利读外文时有了《台北人》的名篇;唐浩明离开衡阳水利局,在岳麓书院故纸堆里打捞湘军的铁骨。而我,在那些扛着全站仪在水库、渠道、河滩上丈量晨昏的日子里,早已像夯机一样,把水利的纹路砸进了生命的地基。疲惫之时,无数次问自己:是不是把与水利工作“风马牛不相及”的文史爱好割舍掉?
在水利系统工作之初,总觉得自己的求学生涯荒诞,文科生的笔突然要去算钢筋用量与混凝土配比。直到第一次跟着测量队出工,才懂那些数字里藏着山河的密码。在资水大堤上守过汛期,看浑浊的浪头一次次拍击堤岸,像无数只手在叩问大地的底线。夜晚裹着雨衣打盹,梦话里都是“加筑子堤”“沙袋备料”,醒来时露水在睫毛上结了霜,远处的水尺浸在月光里,刻度模糊得像首朦胧诗。截流时的龙口,是大地突然张开的喉结,千万方石料倾轧而下,发出的轰鸣能震落云絮;隧洞贯通的刹那,光束刺破黑暗的瞬间,比任何舞台追光都更惊心动魄。我们计算坡比、扬程、渗漏系数,实则在跟江河谈判,在与山川定约。那些手绘的工程图,线条里藏着对自然的敬畏,标注的数字里裹着沉甸甸的责任——比任何韵脚都更实在的平仄。
九年前来到了风景名胜区管理处,相比水利,景区工作多了不少文化元素。楹联、诗词书画、音乐节等活动层出不穷。有时似乎忘乎所以地觉得:终于回归文学初心,走岀了水利。
那承想,绕开水利文思要么枯竭,要么“卡路”。我终于明白: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岁月冲刷不了我二十多年的水利记忆。二十多年的水利工程生涯,对文学而言,如其说是劣势,不如说是独特的优势。
白先勇的水利是未竟的序章,唐浩明的工程经历是偶然的注脚,而我的江河早已流成了血脉。如果能写出自己水与文的纠缠及相爱相杀,说不定是一道靓丽的文字风景线呢?
有时站在景区的观景台,看游客对着瀑布拍照,会想起当年在导流洞出口看水头奔涌的情景——同样的飞流直下,在水利人眼里,除了壮丽,更有势能转化的公式,有消力池里翻滚的涡流如何温柔地消解冲击力。这些藏在风景背后的故事,像水库的死水位,平时看不见,却托举着整个水面的丰盈。
或许日后落笔,字里行间总会带着些水利人的习性。写爱情,大概会像描述防渗墙,要层层夯实才能抵得住岁月的渗透;写离别,或许会想起闸门关闭的瞬间,明明是阻断,实则为了更好的奔涌。那些在工地上磨出的茧,如今正握着笔,要把山河的密码,译成人间的絮语。
窗外的雨又下起来,像在敲打着无形的水尺。忽然明白,文学从来不是脱离生活的飞升,而是让那些深埋的根须,长出看得见的枝叶。我的笔,终将带着水利人的体温,去写那些与江河共生的日子——毕竟,能把大坝写成史诗的人,怎会写不好人间的悲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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