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良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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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辞职搬家快一年了，总觉得生活有种不真实感，大概还是无法忘记从前的人和事。微信群中看到与原单位相关的文章，总忍不住转发到朋友圈，想象我还在和朋友们并肩同行，好像我从未离开。L先生总是忍不住奚落几句：“做为一个过客，不要再刷存在感了，你已经变成别人的记忆了，偶尔会谈论几句，仅此而已。”

“我刷的不是存在感，是对幸福生活的怀念，是四分之一的人生回忆。”我翻个白眼，嫌弃了一下L先生的浅薄，你所在乎的，别人未必能感同身受，哪怕是枕边人。

因为相关手续迟迟无法办理，在确定不打扰前同事的情况下，偶尔会打电话联系前同事小凌，问问相关事宜的研究进程，聊聊彼此的近况。

“我们搬新办公室了，窗户特别大，我从家带了一盆花放在窗台，特别漂亮。”

“老马调到基础部了，高兴得不得了，像个孩子一样蹦蹦跳跳的去报到了。”

我能从小凌的叙述中想象出完整的画面，嘴角不自觉的上扬，就像走过最美的风景，回头一看，一片花海，宁静而美好。

02

端午前夕，给小凌打电话询问社保转出事宜，顺祝同事们端午节快乐。在挂断电话的时候，小凌又“哎”了一声。

“亲，有个事也给你说一声，其实说不说也无所谓，反正你都离开很久了。”

“噫？什么意思？与我相关的事，就算离开再久也还是我的事，也不会是别人的事”。

“是这样的啊，大概两周前，人事部门建议办公室写一份处理意见，主要是根据你以往的表现给与处分或降职处理。领导让我写，我也没办法，胡乱写了一点交差。”小凌说得轻描淡写，好像在讲窗边的花开得多美一样。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通知？事先怎么没有人告知一下？我已经辞职了，凭什么给处分决定？”像被人突然打了一巴掌，本能地捂住火辣辣的脸庞，想知道挨打的理由。

“哎，我就是一个办事员，领导说什么，我做什么，人事部门最终处理决定还没下发，如果下发，我们会开会学习的，本来都不打算告诉你的，应该对你没啥影响，你保持好心情哦！常联系！”我尚未从极度的震惊中缓过神来，小凌已经嘻笑着挂了电话。

突然感觉在单位及同事的眼中，自己变成了《农夫与蛇》中的“蛇”，变成了鲁迅先生笔下的“落水狗”……堆砌理由将一个人推到对立面的时候，人性往往顺从着“规定”或“制度”。内心的悲哀与无助油然而生，却不仅仅是因为“制度”之恶。

03

有一个“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故事曾经广为流传，故事讲述的是关于一场审判。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4个不到30岁年轻人站在审判席上，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1989年的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一个好朋友，名叫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声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九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到，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

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

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04

我不知道小凌是否听过《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故事，大概就算知道，她也懒得探究其真意。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群体盲从意识会淹没个体的理性，个体一旦将自己归入该群体，其原本独立的理性就会被群体的无知疯狂所淹没。

生而为人，我们有时候无法改变环境，但在有限的选择之中，我们可以选择做更善良的自己，善良的出口折射的一定是人性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