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整个民族的抗战备忘录——读《四世同堂》

写给整个民族的抗战备忘录——读《四世同堂》

读完《四世同堂》那天，正好是八月十五日，二次大战日本投降七十二周年纪念日。巧的是，《四世同堂》的最后一章，讲得也正是那一天的故事。这本书比我想象中的篇幅要长得多，读起来也比预期的时间要久一些，在日本投降纪念日这一天读完，合上书，仿佛与主人公一样经历了一场抗战。

从《国破山河在》开始，有关抗战的书断断续续地读了十几年，那段早已远去的岁月片段，终究在我心中拼出了一些模糊形象。

我知道在那八年里，有松花江边，卢沟桥畔，中山陵前，太行山上。

我知道在那八年里，有杨靖宇，张自忠的殉国；有余程万，方先觉的坚守；有杜聿明，郑洞国的远征；有李宗仁，彭德怀的大捷。

我知道在那八年里，有蒋百里的《国防论》，蒋介石的《庐山讲话》，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我知道那八年里，有牺牲在北平南苑的中学生，有抛家舍业在李庄写完《中国建筑史》的梁氏夫妇，有千里跋涉到昆明，组建西南联大的各位教授和大学生。

我甚至知道，在那八年里，有艳电投敌的汪精卫，有出任伪职的周作人，有因为当了汉奸而被自己结义兄弟干掉的张啸林。

在我对抗战历史的认识里，有士兵，有将军，有伟人，有文人，有汉奸，可独独没有普通百姓。当一场战争经年累月，那生活本身就会变成战争的一部分。卷入那场战争的四亿多人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在沦陷区里生活过的一亿人又经历怎样的生活？历史不应该是日期地名事件的堆砌，而应该是一张张活生生的面孔。回顾以前读过的书，我发现我根本没有办法看清楚这些面孔，还好，有老舍先生的这本《四世同堂》，总算是给了我答案。

毫无疑问，老舍先生深爱着北平，一部100章的《四世同堂》，字里行间透着老舍先生对这座城市的骄傲与疼爱，与后世的那些北京作家相比，我从未见过有谁对北平的溺爱可以超过老舍。比如下面这段：

最爱和平的中国的最爱和平的北平，带着它的由历代的智慧与心血而建成的湖山，宫殿，坛社，庙宇，宅园，楼阁与九条彩龙的影壁，带着它合抱的古柏，倒垂的翠柳，白玉石的桥梁，与四季的花草，带着它的最清脆的语言，温美的礼貌，诚实的交易，徐缓的脚步，与唱给宫廷听的歌剧……

古城墙，紫禁城，胡同，四合院，店铺，街道……在先生眼中，即使是北平凛冽的冬天，也有她可爱的一面。这里的人民温良恭俭让，却也不时会透出些圆滑世故；这里的规矩显得繁文缛节，但是礼数周到；这座“天朝上国”的都城与世无争，一切都显得那样的有秩序，那样的平和。近现代的作家里，没有人像老舍先生这样，把句子刻在心上面烧烫以后再烙在纸上，来描写他心爱的北平。

可是突然之间，“七七事变”打响，他深爱的这座城市沦陷了！

近代以来，沦陷这个词对于这座城市而言，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英法联军，八国联军，都曾经短暂占领过这座城市。要是算上军阀混战，城头变换过的大王旗则更是不计其数。一开始，城里的人民还以为这次沦陷不过是像之前一样，比如书中那位一直以四室同堂为骄傲的祁老爷子，以为“存着够全家吃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就足够了；或者像他的邻居钱诗人那样躲进家中闭门不出就可以平安过着自己的小日子。至于像拉车的小崔，剃头的孙七，唱戏的小文夫妇，都不没有预感到自己的生活会有什么不同。顺从，和气，凡事忍耐，不仅仅是那个年代北平人的样子，也是对那个年代大部分中国人的素描。百年以来，国家多灾多难，人民“须把受委屈当作生活，而从委屈中体会出甜味”。

就这样，随着城南枪炮声响的远去，在一片寂静之中，北平沦陷。

知识分子永远，也应该是最先站出来反抗的人，沦陷中第一个站出来反抗的就是钱诗人。如果说这本书里只能找出一个纯粹的好人，那这个人就是钱老爷子。沦陷前的钱老爷子深居简出，与邻居也少来往。可是沦陷之后，他意识到，这次沦陷与以往不同，以前的侵略者想要的，只不过是临时的占领，而这一次侵略者要的，是永恒的盘踞。

“我是向来不问国家大事的人，因为我不愿谈我所不深懂的事。可是，有人来亡我的国，我就不能忍受！我可以任着本国的人去发号施令，而不能看着别国的人来作我的管理人！”

可是，此时的知识分子还不是战士，他对侵略的认识只不过停留在民族主义的层面，就像南宋，明朝灭亡时一样。此时的中华大地，只有少数知识分子产生了抵抗意识，而广大的人民百姓只是觉得屈辱，但是就像历次的改朝换代一样，并不觉得会对自己有什么影响。因此，钱老者唯一能做的，只不过是尽可能地劝年轻人逃离这座尚未成为孤岛的北平，然后自己留下来。在中国传统的士大夫观念里，城破了，必须要有为之殉葬的人。

随着汉奸的告密，钱家飞来横祸，钱老者被抓，受尽酷刑，期间长子病故，次子不知生死，老伴自杀。待到钱诗人九死一生回到家时，推开那扇院门，眼前已是家破人亡。

知识分子要成为真正的战士，必须要经历血与火的考验，于是，钱老者在一个夜里悄然而去，加入地下组织，他用手中的笔，枪，手榴弹，一切可以找到的武器开始了艰难的敌后抗战。

回头来看本书的核心家庭，四世同堂的祁家。一家之长祁老爷子还在用过去的经验说服自己，只要忍让，只要恭顺，不去害人，自然就没有人来害自己。第二代祁天顺是一个老老实实作了半辈子本份生意的布庄掌柜，待人有礼，从不生气，童叟无欺，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老人。第三代里的祁瑞宣是这本书中的第一男主角，念过大学，会说英文，在中学里面教书，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贤惠的妻子，可爱的孩子。他生在旧社会，可是又接受了新学问。他不像温顺的爷爷和父亲，从一开始他就对侵略者充满仇恨，他渴望与侵略者战斗，甚至渴望以死殉国。但是作为家族的长子长孙，他又有义务要把家族传承下去的责任。因此，北平沦陷时，他可以鼓励三弟出逃，可是自己却必须留下。他可以对甘心攀附汉奸的二弟嗤之以鼻，却因为要团结整个家族的义务，而不能与他彻底决裂。一方面慷慨激昂，一方面忍辱偷生，这个人身上的矛盾，在我看来其实是《四世同堂》这本书的闪光点。初读《四世同堂》会觉得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憋屈，里面少了那些我们平时所看到的抗日作品里的英雄豪迈，既没有战无不胜的英雄，没有慷慨就义的烈士，也没有英明神武的领袖，甚至就算当个汉奸，都觉得这汉奸作的窝窝囊囊。然而，这确确实实就是那北平沦陷那八年岁月里，生活在那里的人民的真实写照。慷慨就义易，从容赴死难，沦陷不是那种一次可以给你一场痛快的斩首，而是无休无止的万剐凌迟。

这本书中有一个饱受诟病的地方，就是书中的汉奸非常脸谱化，比如说本书的头号坏人冠晓荷，在北平沦陷上蹿下跳，到处求官，甚至不惜罗织罪名，陷害自己的邻居钱诗人，奔忙半天，结果一无所获。老舍先生没有忘记为他安排了这样一句台词

“白忘了会子国，他妈的连个官也作不上，邪！”。

读到这一段我就想起小时候看过的那些老电影，好人就是高大全，坏人就是每一根毛孔都透着坏水。我觉得这样写一个汉奸，人物塑造过于扁平化，与书中其他几个汉奸一样，看上去都是跳梁小丑，非常不解。一本反映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区人民生活的名著，原本就该是一副众生相，不应该写成千人一面。不过，书中有另外几种“次要”汉奸，我觉得老舍先生写的就很真实。一个是被称为牛教授的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学术地位不低，生活殷实，沦陷以后一心想做隐士，做不到伯夷叔齐那样不食周粟，又不忍心一走了之，追随国民政府。躲在家中闭门谢客，以为在乱世之中可以身免。可是最终也被形势逼迫，任了伪职，做了汉奸。老舍笔下的这个“牛教授”，明显就是抗战时期留在北京的周作人，确实反映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作风，比起那些宁愿逃到昆明，组建西南联大坚持教书的大教授，作为拿国家俸禄的大知识分子，确实令人不齿。

但是，有一类汉奸我个人认为值得同情，比如钱老者的大舅子野求，此人有八个孩子，为了一家十口的生计，任了伪职。这样的人谈不上被原谅，但是应该被理解。这与政府高管，军队将领，大学教授作汉奸不同。战乱年代，一介布衣，能做什么？乱世人不如太平犬，他甚至连一颗棋子都配不上，国家孱弱，军队无力，你让一个普通百姓怎么办？

我们从小耳濡目染的抗战题材作品中，喜欢用大词，比如说伟大的抗战，英勇的牺牲，惨烈的战斗。可是真实的抗战不应该只有这些东西，这里面包含最多的应该是不得已。没有人愿意牺牲，也没有人天生就是汉奸。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作为后世子孙，我们不应该去苛责前人，为何抗战八年，汉奸竟然比日军人数还要多，那一代人已经做了他们所能够做的最好的。

道长的《一千零一夜》有一期介绍了这本书，读本书时我也找过了听了听。道长说这本书的原本结尾并不是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现在的结局是从英文版的书中翻译回来的。而老舍先生原本中文版的手稿，在那个年月里散失了。读完整本书，我始终觉得最后几个人的结局确实交代的过于草率，如果老舍先生可以活到文革以后，在八十年代那种风气下重新修改自己的这本书，会是怎么样的结局？

可是我们都知道，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1966年的8月，这位差一点就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伟大作家，尽管在晚年拼命向政治靠拢，可是红卫兵依然没有能够放过他。在进了数次毒打，批斗，游街之后，老舍来到北京的太平湖边，呆坐在那里几乎整个晚上，望着那湖水，他心中会想些什么？他面前的北京还是他从小长大，一直深爱着的那座北平吗？他会不会想起在自己二十年前写在《四世同堂》里的那位老实巴交，带人和善的祁天佑老人的最终归宿？二十年前不经意的一笔，写出了这本书里最心碎的一幕，同时又冥冥之中暗示了他自己的命运。他投水自尽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丝的恨意？这本《四世同堂》既是老舍先生写给全体中华民族的抗战备忘录，也是写给他自己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