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黄埔军校的创办，我们得先从20世纪20年代初，孙中山先生面临的三重考验聊起。
众所周知，孙中山自1894年创办兴中会开始，就致力于中国的民主革命。
但近代中国的革命团体，最初带有很强的地域色彩。
比如，兴中会最早的286位成员里，有95%是广东人。
黄兴和宋教仁领导的华兴会，成员主要是湖南人。
蔡元培等人发起的光复会，吸收的则是浙江人。
大家虽然有着相近的革命目标，但派系门户之见也很突出。
孙中山在创建同盟会和1912年的老国民党时，希望破除这种地域性，建立真正的全国性政党。
可他没有足够的时间：从1913年“二次革命”开始，孙中山再度投身革命一线。
1917年之后，他基本上是以广东为根据地，策动反对北洋军阀的国内战争。
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的广东化色彩，因此不降反升。
1923年，孙中山任命许崇智为“讨贼军”总司令时，给出的理由就是：
“许是广东人。只有用他，其他广东人才没话说。”
后来国民党召开“一大”“二大”时，甚至专门配了一个方言翻译，负责把外省代表的发言转译成粤语。
北洋军阀政权乘机大造舆论，说孙中山领导的是“广东党”“广东军”，不能代表全国民意。
这种说法在社会上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因此，怎样淡化革命政权的地域色彩，就成了孙中山的第一重考验。
第一重考验又引出了第二重，那就是国民党的弱势。
其实，后来领导大革命和北伐战争的中国国民党，并不是清末的兴中会、同盟会以及1912年的老国民党的直接后继者。
它是孙中山在1919年，为了改造南方护法运动，重新创立的。
问题是，当时孙中山自己还是在野之身，全国大部分领土则由北洋军阀控制。
国民党从一开始起，就没有基层组织，完全是靠孙中山的个人威望在开展活动。
所谓“三民主义”，几乎成了孙中山的个人学说。
1921年孙中山组建新的广州革命政权时，为了争取西南军阀的支持，也没有公开使用国民党的名义。
这样一来，国民党的地位就变得非常尴尬。
它在南方不是执政党，在北方又没有任何根基。
当时中国社会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它是一样都插不上手。
这让孙中山不禁担忧：
有一天他本人不在了，中国的民主革命又将走向何方？
而这第三重考验，甚至比前两重更为棘手，那就是军队问题。
孙中山搞革命，靠的是广东本地军队，其实不然。
从1917年开始，中国一直处在间歇性的南北内战中。
云南、广西、湖南等省份，都有支持孙中山的军人。
他们在本省兵败之后，把残余军队撤到广东大后方，名义上继续效忠孙中山，称为“客军”。
孙中山为了笼络客军，允许他们设立防区，自行征税。
光是一个广州就驻扎了三四个省的客军。
这些客军的领袖，在站稳脚跟之后，逐渐变得军阀化。
他们不仅对孙中山的命令阳奉阴违，还时不时勒索钱财，把革命政权的财政弄得一塌糊涂。
要制衡这些客军，孙中山只能依靠广东本地军队。
偏偏粤军内部也有各种派系，也不可靠。
1922年6月，粤军领袖陈炯明公开发动叛乱，拉走了孙中山旗下最精锐的广东部队。
虽然孙中山在客军的支持下，于1923年重返广州，但事情已经很清楚：
如果没有一支真正听指挥的军队，孙中山就只能继续沦为地方军阀的附庸。
这绝不是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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