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是一本被神化的书。
仅次于《红高粱》的国际赞誉干涉了中国人的阅读体验，福贵以其默默承受死亡的平民形象与平淡中蕴藉的强烈生存毅力打动了无数人，激起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对生命的思考，这一成就无疑会在文学史长久留名。但即使是同一时代的作品中，能拥有这样的故事内涵达到这样叙事火候的也不止一部，它只是刚好站在了这个档口而已。
关于作品传播和声誉的解释太过复杂及枯燥，此处不做赘述，我们单说为何《活着》会成为那少数被国际接受的当代作品。在作家出版社所出的版本里特意附录了九十年代末不同国家评论家和报纸对这本书的评价，仔细体会其实能发现大家都在讲一个意思，“本书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在过去五十年所承受的灾难，并塑造了福贵这样承载苦难的中国英雄形象，让我们感受到了其生存的毅力”。
可是不好意思，我们中国人日子过得再苦，也绝不至于用灾难来形容，我们的苦难绝不止是自己内部所导致的。如果这样优秀的作品只是用来给你们西方人看中国人热闹的工具，那你们还是不要颁这些本身就带有讽刺性的奖了。余华在自序中曾明确写过，这本书的灵感来自于一首老黑奴的民歌，他一生痛苦的人生经历激起了余华的灵感，于是写下了这本书。这本书最伟大的地方在于人类在终将到来的死亡面前的坚持，这种人性的共通才是真正跨越种族的珍宝。
当然，从作家本身来说，写下民族的苦难是毫无问题的，妥协和赞美永远不能比及批判的力度。虽然莫言、余华等作家书写民族苦难获得西方奖项等事迹现在受到浪潮的冲击，但我们还是要在爱国热情下保持冷静，依靠灾难的展示来获奖的现象，其出现诱因不是作品本身，而是西方的异族评价标准和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民族自信心不强本身。之所以我妄言《活着》被神化，是因为其作品本身语言、结构包括深层叙事的确没有达到那种高度，他并不一定是余华最出色的作品，也并不算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高的代表之一，虽然它的确是一本不错的引人深思的著作。
中国想要真正实现当代文学上的文化自信无非两个手段，第一真正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第二舍弃或参与主导现行国际评判体系，并促进传统载体与网络的自发性改革，使文学提升渠道由政，府或市场性主导摆脱出来。当然其可行性高低就不是现在的我能干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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